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山崩地裂，世界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塵埃落定之後再看，在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發源地歐洲，社會主義已經蹤跡難尋；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也僅剩下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

隨著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世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人們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認識也開始出現變化，“共產主義”預期被人們逐漸排除，曾經被一種理論論證為人類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境界的“共產主義”社會開始退出人們的話語，那些從來就不相信“社會主義”是科學的人們開始理直氣壯地宣稱“社會主義”本質上其實只是一種“宗教”，“科學社會主義”已經被證偽，馬克思主義至少在關於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論證方面是“偽科學”。一些學者開始談論人類社會的“終結”：所有的國家、整個人類社會最終都會歸結到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人類社會的發展會在自由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層面上停止。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1989年政治社會學者福山在美國著名的新保守主義刊物《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的那篇題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

福山的理論發軔於1988年，之後他又不斷修改完善，繼1989年的《歷史的終結》之後，福山又於1992年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1999年，福山發表《重新考慮》一文，至此，他的“歷史終結論”完全成型。

福山的基本觀點是： 任何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都要依賴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科學技術是所有國家和民族進化的基本動力和共同前提；科學技術是在經濟-社會結構中發揮效益，只有一種經濟-社會結構能實現科學技術效益發揮的最大化，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因此，人類社會最終會實現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普遍化，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的變化，這將逐步改變傳統的政治文化，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公民政治參與要求，這種民主化沖擊最終會使所有的國家走向自由民主體制。

福山考察了現代科技、現代社會、市場制度、政治民主之間的關系，他的結論是：現代化與現代科技的是密切關聯的；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是密切關聯的；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是密切關聯的。只有自由民主政體才有能力回應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自由與平等的訴求，因此自由民主政治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政治模式。福山認為，現代化本身具有一種文化塑造力量，最終會在各種文化的特殊性中生成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維度。不同的人類社會形態最終會在這種共同的政治文化維度上實現“趨同”。

結論是：所有的國家最終都會發展到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人類將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這樣的狀態實現“世界大同”，人類社會的發展將“終結”於此。

與“歷史終結論”相伴的是“中國崩潰論”。因為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中國還創造了、並代表著一種輝煌的人類文明，中國一個國家就具有證明或駁倒一種社會發展理論的足夠的分量。沒有中國，“全”世界和“全”人類就無從談起。中國如果不發生蘇聯東歐式的“崩潰”，“歷史”就不會出現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狀態下的“終結”。所以，一些人竭盡全力地尋找中國“崩潰”的跡象，同時認為，中國社會與解體前的蘇聯屬於同一類型，蘇聯崩潰了，中國也必將“崩潰”。

1995年，美國社會學學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崩潰即將到來”的文章，此文後來被廣泛引用和轉載。作者在文章開篇提出了一個問題：“鄧小平去世後，中國能否避免重蹈蘇聯復轍？”對此他的回答是：“從各個方面看，中國都在走向重重危機……鄧的去世可能會觸發群體事件、黨內權力斗爭、某些省份聯合……導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權，……中國共產主義很可能會崩潰……未來10至15年間必將出現終結性危機。”此後還有一些持類似論調的著作陸續出版，如《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國轉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國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等。

這些著作的基本觀點基本一致。大都認為中國過於強大的國家權力壓制了社會自發生長的空間，導致社會無法產生一種機制來彌補國家治理的缺失，因而當國家對社會的治理產生漏洞時，社會就會呈現出一種失序狀態。像當初的蘇聯、東歐國家一樣，原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將會由於對這樣的社會失序無能為力而退出，讓位於自由民主社會。

“歷史終結論”和“中國崩潰論”一度聲音很大，近來卻“笑漸不聞聲漸悄了”，究其原因，是由於中國並沒有按照如他們的預測那樣發展，而是出現了“逆轉”。中國的表現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方面：一是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至今，中國經濟連續出現了將近20年的高速增長（年均10%左右）；二是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的現有體制和既定政策不僅使中國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比其他許多國家小，而且使中國在世界各國中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更不可思議的事，即是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中國經濟仍然實現了8%以上的增長。目前，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把本國經濟的復蘇寄希望於中國。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發展確實堪稱奇跡。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3600多億增加到2009年的33.5萬億，翻了幾十倍。天的中國已成經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能將人成功送上太空；今天的中國舉辦了有史以來最豪華的奧運會，以及有史以來最豪華的“世博會”……無可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特別是上一世紀九十年代蘇東劇變發生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的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經濟實現了令人驚嘆的持續高速增長，其間還經歷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亞洲金融風暴、全球金融危機——考慮到中國人口之眾、基礎之薄、負擔之重、1989年以後外部環境之惡劣，對這一奇跡無論怎麼贊譽都不過分。與此同時，社會逐漸開放，個人空間擴展，今天中國人所擁有的個人自由，是30年前難以想象的；尤為難得的是，在這種經濟與社會的翻天復地中，中國始終保持了社會秩序基本穩定，沒有跌入南美那種拉鋸式動蕩的泥坑。（參見閑言：《“中國模式”的奧秘》，凱迪網絡。）

在上一屆20國首腦會議上中國領導人揚眉吐氣。法國總統薩科齊就當著中國領導人的贊頌中國說：“中國是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其間，更有這樣那樣的一些人私下里還口耳相附、閃爍其詞地傳遞起了“美中兩強‘共治’世界”的悄悄話。連福山也說，相比其他體制模式的國家，“中國則順風順水。”（弗朗西斯·福山：《政治體制新潮流？》，FT中文網，2011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