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與中國：從“離散社群”到“離散時刻”（diaspora moment）

陳認為，將海外華人視為一個固定的群體，當然過於僵化，不僅政治上有風險，並且也未必符合歷史事實，因為並非所有族裔上屬於華人的人都認同中國，也不是所有的時候，人們都會產生這種認同。但是，陳並不認為海外華人移民研究應該完全放棄“離散”這個概念，她認為這個概念依然有其解釋力，只是需要將對“離散”的理解從一個固定“族群”轉換為一些“歷史時刻”，因為她發現，在過去的歷史上，確實存在某些歷史時刻，海外華人與中國建立了某種程度上的關聯，中國變成了海外華人的祖國，而有了祖國的海外華人則變成了“離散華人”。為了理解這一歷史現象，陳引入了“離散時刻（diaspora moment）”這一概念。所謂“離散時刻”,…

近年來，隨著跨國史和全球史的影響，對於海外華人移民的研究，也經歷了跨國轉向。一些學者開始從“離散”（diaspora）這個視角研究海外華人群體。“離散”一詞源於古希臘語，原意指在世界各地散播種子，它最早被用來描述離開故土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社群和他們的經歷，後來又有學者將其用於研究被強制帶到世界各地的非洲黑人，以及亞美尼亞人的移民。在後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影響下，“離散”這一概念逐漸泛化，它不再與某些固定的族群相聯系，而是被用來挑戰對於民族國家、文化和身份認同等問題過於單一和僵化的認知，強調跨文化背景下身份和文化的多重性和流動性。由於“離散”這個概念與“中心”相對，暗含有從中心向各地發散，但始終與中心相關聯的含義，比如遷居各地的猶太人對“應許之地”耶路撒冷的想象和向往，所以這個概念用在移民研究中，往往用來強調移民雖然遷居他處，但仍然與其故土或者移出地維持著各種各樣的聯系。 …

傳統的華人華僑研究領域（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主要關注的是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移民。東南亞地區有著最多的海外華人人口，自10世紀以來，就陸續有中國居民去到東南亞，或朝聖，或從商，或出使，或務工，其移民活動被認為比近代全球移民浪潮早了好幾個世紀。由於這些早期移民主要依靠家庭、鄉里和宗族而非政府的支持，並且中國政府自明代以來，一直到19世紀末都一直對出海移民持反對態度，所以在該領域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關於早期東南亞海洋貿易的論述中，很少會涉及華人與作為政治單位的中國的關係，學者們關注的是華人是如何參與了印度洋的海洋貿易。到了冷戰時期，在東南亞地區排華反共政治環境的影響下，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強調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只會招致政治上的風險，所以學者們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考察華人對當地社會的認同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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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到1940年，大約有2千多萬中國人告別家園，去往他國，或短期居住，或長期定居，他們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其規模之大，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在19世紀、20世紀全球大移民的背景下，也相當引人注目，僅次於同一時期5千6百萬的歐洲移民和3千萬的印度移民。這群華人背井離鄉，跨越國界，足跡遍及拉美、澳洲、東南亞，北美等地，在五大洲的很多國家都建立了華人社區。對於這個龐大的海外華人移民群體，學術界一直不乏關注。不過，大部分研究都考察的是華人對當地社會的影響，很少有研究思考華人海外移民如何影響了中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陳珮珊（Shelly Chan）教授的新作《離散祖國：全球大移民時代的現代中國》則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了海外華人移民與近現代中國的關係，並通過海外華人與中國的聯系，將近代中國的歷史放置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審視。（2018-07-26 爱思想）…

無論是政治者追求其事業的神聖性，還是宗教徒“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超然敬畏之神往、以及因“神道設教”而生發出的神聖建構，都顯示出“神州”的本色。當然，中國人在神、俗之間並無絕對界限，而且其現實關切容易成為關注的焦點，中國人各層面的宗教信仰有著特別的趨同性、共構性、人文性、樂觀性和浪漫性，人們不太強調此岸、彼岸的截然區分，神人之間也不像在“亞伯拉罕傳統宗教”中那樣有著無限分離的距離。這些特點在海外華人的宗教信仰中得以充分體現，並和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不同與張力。不少國家及其民眾正是在與海外華人的精神相遇中，認識並體悟到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特色，找到彼此溝通之交匯點。同時，這種宗教信仰傳統及共識，使海內外的華人更容易心比心、心連心。 …

海外華人信仰的文化意義

中國遠古哲人史伯早就指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故而不可“去和而取同”（《國語·鄭語》），這意味著“共同體”的實現只能靠“求同存異”，和平共處。誠然，信仰所要求的單一和專一使之具有排他性。不過，不同信仰卻必須面對其共同存在的現實，因此，相互之間的對話、談判應為常態，因為在社會層面形成或構建信仰的存在共同體是可能的，但也需要信仰之間的寬容和包容。我們所提倡的，是在多元信仰中求同，即使有不同也應是和而不同，這就是“和同”，而非“剸同”。海外華人處於多種信仰文化的交界、交接之境，對信仰意義上的多元通和會有更多的比較及鑒別。 …

老子言，“上善若水”。我們尋求共同點的境界要高，應追求“上善”“止於至善”；但在文化包容中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卻需要身位之低，必須匯聚於“下”，“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特別是在信仰問題上，不可自視掌握有“絕對真理”，居高臨下，反而需要虛懷若谷、以一種“低”“下”的姿態使“江河匯於大海”。僅就宗教而言，宗教信仰所指導、規范的社會實踐標準和社會倫理規范顯然與政治標準有所區別，但不一定就與社會政治層面的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必然矛盾、相悖；這是因為宗教信仰之思曲折地反映出人的現實需求和理想追求，其向往的真、善、美、聖也是屬於這個世界的，當然可以與社會需要的真理、完美、和善及神聖求同、共在。我們在與海外華人交往中，應該大講、特講這種認知，引發共鳴、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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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準備和條件。當前，我國有約3000多萬港澳臺同胞、5000多萬海外僑胞，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已接近1億人，而自改革開放以來，移居海外的就有約2000萬人之多。海外華人對於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至關重要，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在海外得以充分展示的重要途徑和標志。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暨南大學時特別指出，要關注海外5000多萬華僑。栗戰書委員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也強調，海外華人華僑遍布世界各地，是中華民族聯系各國、增強世界人民友誼和團結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因此，關注海外華人的信仰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文化意義。在當下的中華文化重建中，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當代中國人不可能僅僅滿足於物質生活的充盈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會同時需要精神文化生活，向往一種提升自我、超越自我之境界的精神文明。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種文化中國、信仰中國的共在，這也正是吸引、凝聚海外華人的中華之魂、中國之心。…

一次大戰前，華語在當時的南洋地區78尚未普及的現象，也可從1917年北京政府官員的考察報告中看到，1917年時，中國北京政府派黃炎培、林鼎華二人，前往調查南洋僑校，並到各地宣稱僑教之重要。「當時用普通話演講，須請一人翻譯粵語，一人翻譯閩語，殊覺不便，逐感國語之重要」，而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之怒潮澎湃，南洋亦受其影響，各校前以方言教授者，亦逐漸改用華語授課。其初僅由各校聘一教師，專教國語，而華語之推行，更爲普遍，二次大戰前，各地華文學校，幾乎全以華語作為教學媒介語。79…

資料顯示，沙巴地區華文獨立中學的成立與西馬地區華文獨立中學的成立原因實有差別，西馬的華文獨立中學係因為「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實施後，一些華文中學，例如，柔佛巴魯的寬柔中學、麻坡的中化中學、檳城的韓江中學等16間華文中學不願接受政府改制，而成為獨立中學，這些華文中學在校名上部未加上「獨立」兩字，另有21間改制的華文中學，為收容無法進入改制後的國民型中學的學生，在下午時段增辦獨立中學部，繼續以華語作為教學媒介，這些華文中學都冠上「獨立」兩字，例如，吉隆玻中華獨立中學、檳城鍾靈獨立中學、吡叻南華獨立中學等。73沙巴方面，其獨立中學的創立背景完全與西馬地區不同，因為沙巴地區的華文中學，對改制成為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官立中學，不持反對，全部接受改制，而今日的所有華文獨立中學，都是另外建立的新的學校，主要是為了收容小學會考落第生和超齡生，而創立的華文中學。…

二、用柏格森的「綿延」來解禪宗「念念相續」說法

（一）二者都涉及到「意識流」





柏格森講到「綿延」(durée, duration)，他說到「純粹綿延是：當我們的自我讓自己生存的時候，即當自我制止把它的現在狀態，和以前各狀態分離開的時候，我們的意識狀態所採取的形式」。而這不就是禪宗所講的「念念相續」嗎？…

5月6日是日本畫家、散文家東山魁夷的忌日，這位日本畫壇的國寶級人物同時也是一位散文大師，而充盈於文、畫之間的是哲思、哲理、哲趣。中譯本中，唐月梅、林少華的譯文古雅素樸，皆為上乘。

東山魁夷原名新吉，畫號魁夷，1908年7月生於橫濱，1931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1934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美術史。1999年5月6日逝世。代表畫作有《京洛四季組畫》、《冬日三樂章》、《光昏》、《唐招提寺壁畫》，散文代表作《聽泉》、《和風景的對話》、《探求日本的美》等。曾獲第一回日本畫院展一等獎、日本藝術院獎、文化勛章和每日藝術大獎等獎項。…

因為要敘述清楚這一地區的歷史，我們必須回到拉薩。 

而我這本書寫作的動因的最初產生，也不是在這片群山之間，而是在大山階梯的頂端，在藏文化的中心地帶拉薩。 

首先想起的是一個傳教者的故事。

這個故事讓我回到中世紀，回到中世紀的拉薩。 …

中午十一時，她仍坐在那兒，咖啡早涼了，煙灰散落了一桌。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煙里沈沈的靜止著，她咀嚼著泰戈爾的一首詩：“因為愛的贈遺是羞怯的，它說不出名字來，它掠過陰翳，把片片歡樂鋪展在塵埃上，捕捉它，否則永遠失卻！”——捕捉它，否則永遠失卻——他不會再來了，昨天，他不過是路過，不會再來了……她奇怪昨夜她會那麽哭啊哭的，今天情緒低反而不想哭了。她只想抽抽煙，坐坐，看看窗外的落葉，枯枝……。忽然，她從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門開了，一個高大的身影進來，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領的風衣。他走過來，站在她身後，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沒有回頭。只輕輕的顫抖一下，用低啞的聲音說：“坐吧！”就像昨天開始時一樣，他們互相凝視著說不出話來，他們奇怪會在這樣一個奇異、遙遠的地方相遇。他伸過手臂輕輕拿走了她的煙。

“不要再抽了，我要你真真實實的活著。”…

 “你從臺灣來？”他問。

“臺灣，”她緩緩的，清清楚楚的回答他。她像是松了口氣似的倒在椅背上。

“那真好，你知道我顧忌這些。”

“我也是。”她淡淡的卻是放了心的回答。

“你住過臺北沒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兒。”她掠了掠頭髮，不知應該再說什麽。他沒有回答她，卻注視著她掠頭髮的動作。

“你來巴黎多久？”

“兩年不到。”…

生命有如渡過一重大海，我們相遇在這同一的狹船里。死時，我們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泰戈爾 

她坐在拉丁區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著窗外出神，風吹掃著人行道上的落葉，秋天來了。…

 “我不快樂？是嗎？張伯伯，您弄錯了，我快樂，我快樂……真的……我不快樂真是笑話了。珍妮來了，你知道，珍妮來了，我滿足，我滿足……雖然我不停的在那兒跑啊！跑啊！但我滿足……真的……痛苦嗎？有一點，……那不是很好？我——哦！天啊，你不要這樣看我啊！張伯伯，我真的沒病，我很好……很好……”

我發覺我在歇斯底里的說個不停，並且淚流滿面，我抑制不住自己，我不能停止的說下去。張伯伯默默的拉著我的手送我回家，一路上他像催眠似的說：“妹妹，你病了，你病了，沒有珍妮，沒有什麽珍妮，你要安靜，安靜，……你病了……”…

他們告訴我，我病了，（我病了？）以後不許想太多，不許看太多，不許任性，不許生氣，不許無緣無故的哭，不許這個，不許那個，太多的不許……在家悶了快一個月了，我只出門過一次，那天媽媽帶我去臺大醫院，她說有一個好醫生能治我的病。我們走著，走著，到了精神科的門口我才吃驚的停住了腳步，那麽……我？……媽媽退出去了，只留下醫生和我，他試著像一個朋友似的問我：“你——畫畫？”我點了點頭，只覺得對這個故作同情狀的醫生厭惡萬分——珍妮跟我的關係不是病——他又像是個行家的樣子笑著問我：“你，畫不畫那種……啊！叫什麽……看不懂的……印象派？”我簡直不能忍耐了，我站起來不耐煩的對他說：“印象派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派別，跟現在的抽象派沒有關係，你不懂這些就別來醫我，還有，我還沒有死，不要用這種眼光看我。”珍妮跟我的關係不是病，不是病，我明白，我確實明白的，我只是體質虛弱，我沒有病。…

從那次病復原後，我靜養了好一陣，醫生盡量讓我睡眠，不給我時間思想，不給我些微的刺激，慢慢地，表面上我平靜下來了。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也不經媽媽的同意，我提了畫具就想跑出去寫生，媽聽到聲音追了出來，她拉住我的衣服哀求似的說：“妹妹，你身體還沒好，不要出去吹風，聽話！進去吧！來，聽話……”忽然，也不知怎麽的，我一下子哭了起來，我拚命捶著大門，發瘋似的大喊：“不要管我，讓我去……讓我去……討厭……討厭你們……”我心里很悶，悶得要爆炸了。我悶，我悶……提著書箱，我一陣風似的跑出家門。…

黃昏，落霧了，沈沈的，沈沈的霧。

窗外，電線桿上掛著一個斷線的風箏，一陣小風吹過，它就蕩來蕩去，在迷離的霧里，一個風箏靜靜地蕩來蕩去。天黑了，路燈開始發光，濃得化不開的黃光。霧，它們沈沈的落下來，燈光在霧里朦朧……天黑了。我蜷縮在床角，天黑了，天黑了，我不敢開燈，我要藏在黑暗里。是了，我是在逃避，在逃避什麽呢？風吹進來，帶來了一陣涼意，那個歌聲，那個飄渺的歌聲，又來了，又來了，“我來自何方，沒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風呼呼地吹……海嘩嘩地流……”我揮著雙手想拂去那歌聲，它卻一再的飄進來，飄進我的房間，它們充滿我，充滿我……來了，終於來了。我害怕，害怕極了，我跳起來，奔到媽媽的房里，我發瘋似的抓著媽媽，“媽媽！告訴我，告訴我，我不是珍妮，我不是珍妮……我不是她……真的，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