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學生樣子的少年，正在一個茶館旁鎖上他的自行車。三五個在路旁的人注視著他指手劃腳的，也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麽。

我與彼得正從路旁穿過，我問他：“這是怎麽回事 ？ ”“等一下告訴你。”他輕描淡寫地、目不旁視地繼續向前走。

我一邊緊跟他的步子，邊追問他。一等我們走 了五六分鐘，他才說：“那個鎖自行車的學生，就是正在劍橋念書的查理王子。”

我對他這樣遲遲作答很氣，我想立即回頭再看一下或打個招呼，可是已離得很遠了。

在我回頭時，彼得對我怒目相向，且沖口而出：“你給人家點自由好不好？”我沒有再說什麽，頭也不回地跟彼得繼續往磨坊巷的方向走去。

（Feature Photo： The Arch by Marac Andrzej Kolodzinski， www.marack.net/;）

我不好得罪彼得。因為他從不亂說話。他說話之有分寸，有時令我吃驚。為緩和我與彼得之間不融洽的氣氛， “我們中國從前也有皇帝，”我說，“而皇帝也騎自行車。”

他果然輕松下來，追問著說：“你先說你們的皇帝，我再說我們的。”

“我們中國大清皇帝最後一任叫做宣統。民國成立以後，這位皇帝還在紫禁城裏坐了十多年。他是三歲登基的，到十幾歲才不做了。他十來歲的時候，要學騎自行車。

“可是，皇帝怎麽能學自行車呢？一來呢，我們中國的宮殿多是門限，門限也者，像小墻似的橫在門前，自行車當然不能過。二來呢，學自行車一定要跌倒幾次才學得會的。讓皇帝跌倒怎麽可以呢？”

彼得越聽越有興趣。 “這兩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我說：把每個門限都鋸一缺口，是為皇帝練車，這當然不難辦到。”

“而我們中國皇帝學車時，也同樣受你們牛頓地心吸力而跌倒，卻不易找出防止的辦法。最後是由好幾十個太監出動，站在路旁排成了兩道人墻，皇帝跌不到地上。於是皇帝學會了騎車。 誰願意在兩道人墻中間騎車呢？

“但，他很討厭這些太監，所以就快騎，人墻不夠用了，所以兩排太監跟著跑。皇帝看著兩排太監跟著跑更生氣，所以他就突然急轉彎，突然停住，弄得太監前仆後繼， 傾右倒左，無所適從。” 

                                                                      （下圖：在故宮騎腳踏車摔倒的溥儀的歷史照片）

彼得還以為我在造謠呢，其實我是把溥儀的回憶錄照實地說一遍。因為這一景太逼真，我們兩個都笑起來。

笑後，我又繼續說：“那時候，電話剛發明，當然皇帝的皇宮裏也安上了電話。皇帝想試試電話靈不靈罷，拿起電話筒來，卻感到茫然，不知打給誰。他忽然想起他唯一認識的人是演戲的楊武生。於是只有向楊武生家搖通電話，大喊： ‘來者可是楊小樓嗎?’”

我一邊說，一邊笑。我覺得這段話如用國語說給一個中國朋友聽，一定兩人笑得前仰後合，而用英語說給英國人聽，未免減色。

當我說完“皇帝拿起電話筒來，打給誰呢?” 彼得已陷入沈思；等我說完了楊小樓，他根本未聽見，而忽然正色曰：“你覺得一個社會這樣對待一個人，公平嗎？”

然後他繼續”說：“這位查理王子的祖父喬治六世也是在劍橋念書。可是因為喬治六世念書時是在劍橋外面住了三年，劍橋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交到。

時光如飛，這位查理王子又來了，所以現在的女王決定要他住在三一學院，好與別的學生一樣。他現在好像有幾個夥伴了。有時候出去打打獵，又有時候演演戲什麽的。”

劍橋的學生，差不多都是上一半課，曠一半課，而查理因為是王子，所以上三分之二課，只曠三分之一的課。他入劍橋，教師協會還抗議，說他中學成績不夠劍橋標準，說他利用皇家勢力，後來劍橋把他的中學成績公開了，教師協會才不說話了。

每個學生都邀女孩子開舞會，他還未用腿走步，剛用眼一掃，第二天即上了報了。有汽車時，人家說他招搖過市，騎自行車，卻總跟來一群人指手劃腳。好像命運註定了該受寂寞的包圍，寂寞像濕了的衣服一樣，穿著難過已極，而脫又脫不下來，你說這不是社會在虐待一個人嗎？

彼得說他們的皇上時，由面部到內心竟感到如此痛苦，卻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因為他平時常對我說，英國是保守的，但保守並不是一個不好的形容詞。

保守也者，是為既存文明作辯護的。不必說這些保守制度傳下來文明所具的功勞；即使是有百非而無一是的罪犯，一個文明社會不也得給他辯解的機會嗎？

我覺得彼得是個徹頭徹尾的保守派，所以我反問他：“既然如此，何必保存這個皇帝制度呢？為了皇帝自己的快樂，也早該把皇帝制度取消！”

彼得立時針鋒相對地說：“你在美國呆久了，覺得人生目的是在追求快樂，追快樂載在《獨立宣言》上是不是 ？”

並不是的。有意義的人生只是減少痛苦而已，減少自己的痛苦；往大處說呢，減少別人的痛苦。

快樂者只不過是減輕痛苦的錯覺罷了！哎呀，磨坊巷都走過了。再見，彼得。

我自己一邊急步踏著落葉，邊想：不知什麽時候，這位保守派變成了佛家，眾生同苦；現在的王子，未來的國王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