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專題性數據平臺建設不斷得到擴充，整合式文獻數據庫的建設有了顯著的成果，服務於特定研究項目的個性化、訂制化的數據庫也開始興起。像萊頓大學魏希德教授（Prof. Hilde DeWeerdt）主持開發的MARKUS就是一個針對中文古籍進行半自動標記和分析的開放性平臺，它允許學者在原始文獻與各種分析和可視化工具之間自由切換，便利學者建立自己的文本數據庫，從事智能化、個性化的學術操作。…

進入21世紀，我們處在一個壓力明顯增長的時代。歷史學界面對著創新的挑戰，出現了許多新的探索和嘗試，“數字人文”是其中重要的路徑之一。這些年來，學者根據各自不同的研究實踐，提出過多方面的建議與質疑，體現出對於“數字人文”走向的高度關注。

一、新的學術活力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人文領域、信息領域的諸多學者持續貢獻心血與精力，希望為人文學科研究方式的提升與轉變創造條件。“數字人文”是數字化、智能化環境下多學科匯聚的學術增長點，為人文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方法，注入了新活力，也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的格局，使一些有賴於大量數據處理的研究成為可能。…

3.2.4 檔案記憶的衝突與遺忘

「歷史在加速」，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的開篇名言道出另一層含義。記憶的衝突、斷裂、遺忘恰是當下強調記憶的深層源頭。這將進一步激發對檔案記憶的逆向研究。作為社會的產物，檔案記憶同樣面臨著檔案記憶系統內外的衝突。外在衝突表現為不同記憶系統的衝突，集中表現在檔案機構與其他同類型記憶機構間的衝突，甚至於檔案記憶與反記憶的衝突，檔案記憶面臨的記憶競爭與合作不可避免。如何建立有效的協調、合作機制，直接決定大至國家、民族，小至社區、組織共同體的共享記憶。檔案記憶的內在衝突表現為有限資源與快速擴張的檔案記憶的衝突。大數據時代「從遺忘為常態轉移到記憶為常態」，（26） 社會遺忘能力喪失的風險使得與之相關的「被遺忘權」意義突顯。這涉及檔案記憶的選擇、加工、鑒定、存毀以及相關的記憶準則。…

3.2 在比較框架中拓展研究題域

檔案記憶研究視域廣闊，隨著研究的深入，有朝專題研究方向發展的趨勢，以下若幹重點有望成為可資深化的議題。

3.2.1 新類型檔案記憶…

局限之二：缺乏具有範式基石作用的核心理論。延伸至另一重要的研究視角檔案文化觀，由於其主要停留在功能性認識、實踐解讀層面，未能集聚持續的理論關注和深入探討，導致未能形成獨有的研究範式。庫恩指出範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中之一即既有研究成果「足以無限製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22） 如馮惠玲教授所言，從檔案記憶觀出發，「需要厘清、深化、轉化的問題不勝枚舉」。（23）目前，一些檔案記憶研究成果提出的問題與對策缺乏實質性內容，這不僅弱化了檔案記憶觀的理論特質，同時也易招致詬病，有追風、套用之嫌。反觀成熟的檔案信息觀已在理念、法規、政策、製度、技術等各個層面得到貫徹與體現。這提示我們需要在檔案與社會的共生共長中，抽離出更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理論成果，增強範式的影響力與長久生命力。…

2.2.3 檔案記憶觀下檔案工作的影響與實踐策略

研究者們以社會記憶視角「掃描」了檔案工作的諸多領域，既包括傳統領域的檔案工作，如城建檔案、企業檔案、高校檔案、民族檔案文獻、聲像檔案等；也包括新興的檔案領域，如城市記憶工程、鄉村記憶工程、口述檔案、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傳統村落檔案、紀錄片檔案等。由於所涉主題眾多，不再分述，但大體遵循類似的研究路徑。以備受關注的城市記憶工程為例，研究者們分析了其內涵、意義、性質、特點，並就收集、保存、服務、開發利用等各方面提出實踐策略。該主題的熱度也吸引了非檔案學者的關注，如李娜從公眾史學角度反思城市記憶工程，提出要提供一種歷史話語權的平臺。…

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家族之間的疏離感很大程度上緣於數字記憶的敘事特性。記憶有賴於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要素串聯的圖景或故事來復現，所以敘事不可缺少。從傳統媒介記憶中成長起來的數字記憶，其敘事內容往往缺少結構化組織，較少采用計算方法，與從人文計算中成長起來的數字人文便少有互動。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和厘清。

 一是數字人文的方法中是否包含數字敘事？事實上，數字人文帳下的電子文學、電子遊戲、數字重建等都帶有不同程度的敘事性。電子文學在互動中形成的開放式情節需要算法支撐，並服務於敘事效果。與傳統敘事不同，數字敘事可以借助數據庫和新媒體展開，“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幾乎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敘事結構”…

2.1.3 檔案記憶與權力、認同

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西方學者對詹金遜、謝倫伯格以來恪守的「客觀、中立、公正」的傳統檔案定位提出質疑，從德里達、福柯等對檔案的批判性思考中獲得啟示，引入權力這一分析維度。瓊·施瓦茨和特里·庫克指出，檔案與社會「關係的核心在於權力」，而集體記憶和國家認同的權力在傳統檔案視角下是缺位的。（13）美國蘭德爾·吉默森的《檔案館權力：記憶、責任和社會公平》（2009 年）書名開宗明義指出了主題。除了體現權力，「檔案也為我們所有人的身份提供基礎」。…

1.2.3 成熟期

2004 年第 15 屆國際檔案大會後，檔案記憶觀熱度不減，理論構建逐步走向成熟。特里·庫克明確提出證據、記憶、認同、社區等四大範式，強調證據與記憶為「檔案這枚硬幣的兩面」。（5）2012 年第 17屆國際檔案大會以「信任與檔案」「身份認同與檔案」為分主題；2015 年北京數字記憶國際論壇以「數字記憶：構建、認同與傳承」為主題；2016 年第 18 屆國際檔案大會繼續關注檔案與集體身份、記憶尤其是共享記憶。國內，檔案記憶觀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獲得學界和業界的積極回應。以檔案記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多次舉辦；4…

記憶離不開對過去、歷史的考察。西方史學理論在各種思潮、理論的交互作用下，於 20 世紀 80年代催生出以文化或曰記憶轉向為特征的新史學。

檔案也從未遊離於史學家的視野。檔案館「正以一個研究的對象而不僅僅是從事研究的場所出現在文化和歷史研究領域」。（2）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雅克·勒高夫分別通過「記憶之場」和記憶製度認識檔案，貢獻了檔案與記憶的經典性文本。據 2013 年美國特隆德·雅各布森等對檔案記憶文獻引文分析，「超過一半（55.6%）源自歷史學」。（3）西方史學的新動向也波及中國史學界，史學領域的記憶視點對國內檔案記憶觀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摘 要：檔案記憶觀的主要理論來源包括後現代主義、社會記憶理論、新史學理論；檔案記憶觀歷經孕育期、形成期，正向成熟期發展。國內外研究主題從實證研究和規範研究兩個層面展開，成果豐富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意義探尋中深化理論向度，在比較框架中拓展研究題域，在研究方法中注重社會調查。…

數字方法和計算方法的異同並不容易說清楚，不同口徑的界定會導致不同結論。在數字人文語境中或許帶有宏觀與微觀、泛指與專指之別，有時互有包含交叉，一些目前主要不是計算的數字方法，隨著技術發展也可能逐步融進計算手段。就目前來說，數字方法在含義上比計算方法具有更寬泛的包容和所指，針對各類資源所做的數字化采集、加工、組織、分析、呈現都在此列，但不一定是計算方法。數字記憶和目前理論上被納入數字人文領域的數字出版、電子文學、數字重建、互動遊戲等，都有相當部分並未采用嚴格的計算方法，而是較多地將人文研究的闡釋和敘事性與數字媒介的特征結合起來，應用多種不同的數字方法。…

很多數字記憶項目是上述多種形態的混合體。比如“北京記憶”數字資源平臺，針對不同的記憶對象和記憶場景分別采用多種方式呈現，包括數字敘事、數字重建、地理信息系統、可視化、3D建模、數據建模、VR/AR、動漫遊戲等，同時對原生和再生的數字資源進行存儲和整合。如此多種數字人文形態的合成並用，自然使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產生多面重合。

綜合上述四個方面，數字記憶在使用數字方法處理多樣化的數字資源，實現記憶資源的整合、知識呈現與發掘等方面，與數字人文所追求的提高人文研究效率和深度、變革知識生產方式、帶動人類文化認知進階的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具有明顯的吻合度。

 2 現實中的部分不重合…

案例之一，芬蘭國家集體記憶平臺“CuhureSampo”把因戰爭分散的記憶資源匯集整合，劃分為67類，以此再現19世紀芬蘭的國家集體記憶。在對這些紛繁復雜的資源進行管理時，“CuhureSampo”利用包含80萬個地理信息的芬蘭地理信息注冊表、芬蘭1865-2007年縣域時空本體、人物和機構本體，以及其他一些國際本體，如“藝術家聯合名錄”(ULAN)等，來定義和解釋資源中有關位置、時間、人物和機構的概念及其關係；利用農業、林業、藝術、攝影等領域本體為不同類型的資源進行本體建模，根據本體模型使用18種元數據模型、204個基本屬性對所有資源進行著錄。最終以270萬個三元組的形式將13.4萬個記憶資源以及28.5萬個相關文化要素(人物、位置、機構、時間等)存入“CuhureSampo”知識庫，支持“CuhureSampo”門戶在前端各類應用，包括地圖可視化、深度檢索、時間軸、傳記瀏覽，等等。[11]…

數字記憶大多以記憶主體為核心，圍繞個體或社會群體，涉及大量與人文學術及社會文化現象相關的議題，這就使得二者在所涉範疇上有了重合基礎。例如，在全球頗有影響的“威尼斯時光機”項目，旨在利用千年歷史檔案呈現自公元900年至2000年城市建築與文化的宏大發展史，“這些龐大的歷史資料可能涵蓋了100億個事件”“詳細記錄了歷史上威尼斯城市生活的所有細節”[9]，包括政治、經濟、金融、貿易、醫療、稅務、地理、建築、航海、市民居住網絡與生活等。項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卡普蘭(Frederic…

提到OUP是因為這一本《話語權的世紀角力》也是他們家出版的書籍，這一兩年逛書店，我覺得台灣好像有越來越多出版物都來自OUP(隨便舉例: 《紅心戀歌：20世紀兩場革命中的跨國愛情體驗》)，會引入一定代表有人會買，而且會讀的人一定都很有內涵，那為什麼那麼少人分享讀後感呢?! (murmur一下，有蠻多評鑑都是給一顆星，然後留下一句什麼錯字很多、翻譯不好…唉，有中文翻譯版已經很幸福了，就別那麼嚴苛了嘛，你看看香港，以後想看這種書都沒得看了。)

(4)

本書探討的對象為”思想產業”，隨著網路的普及，大眾獲得資訊的管道變多，使得思想產業蓬勃發展。什麼是思想產業呢?…

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具有很大的交集，在對象和方法上多有重合，一些項目同時具有雙重屬性，比如倫敦國王學院數字人文系目前承擔的亞洲人權委員會的“數字檔案：後種族滅絕的盧旺達記憶重建”[4]，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中國戰‘疫’。記憶庫”、上海圖書館的“上海年華”、中國盲文圖書館的“視障人士記憶”等。同時，數字記憶出於特定功能需要的某些構建方法目前並未被數字人文包含、認可，可視為二者不重合部分。隨著二者的發展成熟，其重合面將會逐漸擴大，當數字人文及其方法體系的包容度更大更清晰，數字記憶的方法體系更科學規範時，數字人文很可能在總體上成為數字記憶的上位概念，數字記憶成為數字人文的一種特色類型或一個支脈被包容於其下。

1基本面的重合…

內容提要：“數字人文”和“數字記憶”同為數字技術與人文現象的相遇，文章從分析二者的內涵、架構和方法論特征出發，試圖厘清二者關係，尋找共同發展道路。二者重合的基本面主要表現在領域對象的人文屬性、數字資源的多樣性、數字方法的近似性，以及成果形式的復合性等方面，體現了二者在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上的吻合。現階段的不重合主要表現在數字方法應用規範性、拓展性、工具化程度，以及數字資源呈現理念與方式上的差異。在二者同向推進的過程中，數字人文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同步擴大包容性，超越人文計算格局，以數字方法代替計算方法作為方法論基礎；數字記憶需要加強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研究，促進敘事的數字化轉型，通過故事數據化、數據故事化等方法提升科學性、規範性和功能度，加強與數字人文的對話交流，共同構建更加開放、寬闊的數字人文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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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Kan 評語

自網路將社會原子化開始，便造就了後真相時代。假訊息流竄、知識缺乏恐慌症、價值體系崩解等，使得人們基於安全感驅使，開始尋求「永恆」的慰藉。有人說理性是人類最強大的力量，但當環境造成感官機能失調時，個人與群體又會做何回應呢？歷史上的每一次危機，總會有人善加開採，轉為獲取資本的礦井。

因為好奇如何探討「話語權」而讀了這本書。從話語權的經濟價值構成思想產業，是一個有趣的概念。雖然作者僅著重在政治科學的領域，但藉此思考其他領域的思想產業，也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