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之二：缺乏具有範式基石作用的核心理論。延伸至另一重要的研究視角檔案文化觀，由於其主要停留在功能性認識、實踐解讀層面，未能集聚持續的理論關注和深入探討，導致未能形成獨有的研究範式。庫恩指出範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中之一即既有研究成果「足以無限製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22） 如馮惠玲教授所言，從檔案記憶觀出發，「需要厘清、深化、轉化的問題不勝枚舉」。（23）目前，一些檔案記憶研究成果提出的問題與對策缺乏實質性內容，這不僅弱化了檔案記憶觀的理論特質，同時也易招致詬病，有追風、套用之嫌。反觀成熟的檔案信息觀已在理念、法規、政策、製度、技術等各個層面得到貫徹與體現。這提示我們需要在檔案與社會的共生共長中，抽離出更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理論成果，增強範式的影響力與長久生命力。

局限之三：非對稱性的學術話語交流。研究過程也是學術交流的過程。一方面，檔案學向學科外的反向輸出不足。國內外檔案記憶研究相對孤立，局限於檔案學內部，只有個別作者文章發表在非檔案學期刊，未能顯現出對整體記憶研究的外向輻射力。檔案記憶研究處於記憶研究的出口，承接、消化為主，原創性理論貢獻乏力。這既與檔案記憶觀研究深度有關，也與檔案學的整體學科地位有關，有待提升理論層次。另一方面，國內外檔案學界互通不足。國外檔案學界尤其是歐美檔案學界因語言、文化傳統和檔案體製等原因，通過學術期刊、會議等平臺進行交流較為便捷。中文研究文獻盡管增長迅速，但受語言所限，較難進入國外學者視野。國內學者對外國學者的翻譯、引用倚重於個別經典文獻和核心作者，視野還不夠廣闊，尚需加強與國際檔案界的學術對話。

3 對中國檔案記憶研究的啟示

3.1 在意義探尋中深化理論向度1980 年，美國國家歷史出版物與檔案委員會執行主任弗蘭克·伯克在探討檔案學未來方向時，以一連串的詰問強調不僅要思考「是什麽」或「如何做」的問題，更要回應「為什麽」的問題，進而呼籲「融入一種檔案作為人類經驗記錄的新哲學」。（24）事實上，正是在對檔案記憶本質意義的思考下，檔案記憶觀應運而生，同時也為今後指明了知識路徑。

歷經 30餘年發展，檔案記憶觀已由學術自省走向學術自覺，積極進行理論構建成為致力其中的研究者的共鳴，並有可能隨著研究隊伍的擴大，演化為檔案學術共同體的知識承諾。檔案何以記憶？檔案記憶以何種形態來展現？在考察記憶所依存的社會框架時，如何看待國家與社會分野與互動下的檔案記憶？如何解釋當前各類文化機構的檔案類記憶資源建設工作？檔案記憶的生成規律是什麽？何種檔案記憶最有價值？誰的檔案記憶最需要留存？如何應對邊緣群體的檔案記憶、具有反記憶特征的非主流檔案記憶？檔案記憶在何種情境下得以喚醒、再現？檔案記憶與記憶生產者、接受者間關聯如何？這些都直接觸及檔案記憶的立論基點與價值取向。檔案與檔案工作作為一種社會建制，應與整體社會記憶甚至整個社會聯系起來。研究中不僅需要關注檔案記憶的文本層面和內容層面，還應縱深指向其後的意義層面，更加關注其運作邏輯與過程機制。由傳統檔案理論出發，但不拘泥於斯，最終回歸對傳統檔案理論的豐富與拓展。這將使檔案記憶觀具有不同其他的理論意義和學術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