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華東 張 燕:探尋意義:檔案記憶觀的學術脈絡與研究圖景(6)

局限之二:缺乏具有範式基石作用的核心理論。延伸至另一重要的研究視角檔案文化觀,由於其主要停留在功能性認識、實踐解讀層面,未能集聚持續的理論關注和深入探討,導致未能形成獨有的研究範式。庫恩指出範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中之一即既有研究成果「足以無限製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22) 如馮惠玲教授所言,從檔案記憶觀出發,「需要厘清、深化、轉化的問題不勝枚舉」。(23)目前,一些檔案記憶研究成果提出的問題與對策缺乏實質性內容,這不僅弱化了檔案記憶觀的理論特質,同時也易招致詬病,有追風、套用之嫌。反觀成熟的檔案信息觀已在理念、法規、政策、製度、技術等各個層面得到貫徹與體現。這提示我們需要在檔案與社會的共生共長中,抽離出更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理論成果,增強範式的影響力與長久生命力。

局限之三:非對稱性的學術話語交流。研究過程也是學術交流的過程。一方面,檔案學向學科外的反向輸出不足。國內外檔案記憶研究相對孤立,局限於檔案學內部,只有個別作者文章發表在非檔案學期刊,未能顯現出對整體記憶研究的外向輻射力。檔案記憶研究處於記憶研究的出口,承接、消化為主,原創性理論貢獻乏力。這既與檔案記憶觀研究深度有關,也與檔案學的整體學科地位有關,有待提升理論層次。另一方面,國內外檔案學界互通不足。國外檔案學界尤其是歐美檔案學界因語言、文化傳統和檔案體製等原因,通過學術期刊、會議等平臺進行交流較為便捷。中文研究文獻盡管增長迅速,但受語言所限,較難進入國外學者視野。國內學者對外國學者的翻譯、引用倚重於個別經典文獻和核心作者,視野還不夠廣闊,尚需加強與國際檔案界的學術對話。

3 對中國檔案記憶研究的啟示

3.1 在意義探尋中深化理論向度1980 年,美國國家歷史出版物與檔案委員會執行主任弗蘭克·伯克在探討檔案學未來方向時,以一連串的詰問強調不僅要思考「是什麽」或「如何做」的問題,更要回應「為什麽」的問題,進而呼籲「融入一種檔案作為人類經驗記錄的新哲學」。(24)事實上,正是在對檔案記憶本質意義的思考下,檔案記憶觀應運而生,同時也為今後指明了知識路徑。

歷經 30餘年發展,檔案記憶觀已由學術自省走向學術自覺,積極進行理論構建成為致力其中的研究者的共鳴,並有可能隨著研究隊伍的擴大,演化為檔案學術共同體的知識承諾。檔案何以記憶?檔案記憶以何種形態來展現?在考察記憶所依存的社會框架時,如何看待國家與社會分野與互動下的檔案記憶?如何解釋當前各類文化機構的檔案類記憶資源建設工作?檔案記憶的生成規律是什麽?何種檔案記憶最有價值?誰的檔案記憶最需要留存?如何應對邊緣群體的檔案記憶、具有反記憶特征的非主流檔案記憶?檔案記憶在何種情境下得以喚醒、再現?檔案記憶與記憶生產者、接受者間關聯如何?這些都直接觸及檔案記憶的立論基點與價值取向。檔案與檔案工作作為一種社會建制,應與整體社會記憶甚至整個社會聯系起來。研究中不僅需要關注檔案記憶的文本層面和內容層面,還應縱深指向其後的意義層面,更加關注其運作邏輯與過程機制。由傳統檔案理論出發,但不拘泥於斯,最終回歸對傳統檔案理論的豐富與拓展。這將使檔案記憶觀具有不同其他的理論意義和學術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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