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專題性數據平臺建設不斷得到擴充，整合式文獻數據庫的建設有了顯著的成果，服務於特定研究項目的個性化、訂制化的數據庫也開始興起。像萊頓大學魏希德教授（Prof. Hilde DeWeerdt）主持開發的MARKUS就是一個針對中文古籍進行半自動標記和分析的開放性平臺，它允許學者在原始文獻與各種分析和可視化工具之間自由切換，便利學者建立自己的文本數據庫，從事智能化、個性化的學術操作。

歷史上筆與紙的出現、印刷術的出現都為知識與學術思想的生成、傳佈創造了新的條件。如今數字人文技術的出現，也促成了新的記載、閱讀與研究方式。數據質疑學者的假設，也可能印證學者的思考。過去需要多年積累才有可能注意到的議題，現在相對容易凸顯出來。作為歷史學者，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閱讀中產生的問題、形成的積累，在寫作過程中要不斷檢索新的材料，補充質證；搜討效率的提高，使研究者得以更加專注於深度議題的探究。

人文學科“知識”的形成，有賴於整理提煉；歷史學處理的材料，往往是對於有形事件、人物、制度的敘述，而這些內容背後，將方方面面勾連為一體的，事實上是無形的結構性“關係”。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建立的CBDB（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正是關係型數據庫的一個範例。這些年，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經過深層開發的、關係型分析型的數據庫，逐漸深入到文本整理、資料挖掘、知識鏈接的層面，超越“檢索”而致力於“發現”。學者無需學習編程，就可以訪問大量結構化的數據。人文學者與信息學者都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多方面富於活力的研究嘗試。

二、新的“互聯”嘗試

互聯網的優勢在於“互聯”。信息科技原本是專門的學術領域，通過“互聯”，如今已經成為學術的風尚。數字與人文有不同的學科特點，也有拓寬天地的不同要求。二者的連結，不僅在於計量，而是希望深化學術內涵，有效延展觀察歷史的“平臺”。近年來，國內十餘所高校先後成立了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出版相關期刊雜誌，其成果不僅有數據庫，也有各類專題互動網站，並且開設了面向不同層級學生的教育項目，搭建起“數字人文”國際合作聯盟計劃。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哈佛燕京學社共同開發建設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項目，構建時間序列下的空間基礎數據，成為歷史地理學界重要的學術增長點。在此基礎上進而衍生出HGIS（Historical or Humanities GIS）。[2]歷史本來是在時間和空間中流淌，空間不僅是自然地域，不僅是演生歷史活劇的靜止舞臺，歷史上的“空間”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建構。CBDB與CHGIS的互聯，呈現活動於時空之中、相互關聯的“人”，從而可能刺激新的研究題目，形成新的研究契機。

跨越學科界限、疆域界限的議題互聯，學者互聯，使研究交流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收藏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資料得以廣泛利用，切磋往復、知識探詢與傳播的手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針對全球性問題，交換意見的渠道也極大地豐富起來。2020年疫情期間，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的朋友三月中就發來視頻、音頻，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平臺上，向公眾介紹“數字人文與歷史上的災害研究”。（愛思想 2021-05-20）

[2] 參見“數字禹貢”：http://hgis.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