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 檔案記憶的衝突與遺忘

「歷史在加速」，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的開篇名言道出另一層含義。記憶的衝突、斷裂、遺忘恰是當下強調記憶的深層源頭。這將進一步激發對檔案記憶的逆向研究。作為社會的產物，檔案記憶同樣面臨著檔案記憶系統內外的衝突。外在衝突表現為不同記憶系統的衝突，集中表現在檔案機構與其他同類型記憶機構間的衝突，甚至於檔案記憶與反記憶的衝突，檔案記憶面臨的記憶競爭與合作不可避免。如何建立有效的協調、合作機制，直接決定大至國家、民族，小至社區、組織共同體的共享記憶。檔案記憶的內在衝突表現為有限資源與快速擴張的檔案記憶的衝突。大數據時代「從遺忘為常態轉移到記憶為常態」，（26） 社會遺忘能力喪失的風險使得與之相關的「被遺忘權」意義突顯。這涉及檔案記憶的選擇、加工、鑒定、存毀以及相關的記憶準則。

3.3 在研究方法中注重社會調查

檔案記憶觀受實踐推動，又回歸於實踐，具有天然的實踐品格，遵循實踐——認識——實踐的認識路線。社會記憶理論引入中國後，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以之作為理論工具分析社會實際，不乏有深度的成果。如何完成馮友蘭先生所稱的「照著講」到「接著講」，同樣擺在學以「經世致用」的檔案學人面前。國外檔案學者較為重視案例、實例的運用，如對社區、少數族群、邊緣或弱勢群體等檔案記憶的考察，體現出很強的實踐特色。中西方的文化傳統、價值理念、社會背景等差異很大，一些概念如社群檔案、社區檔案等，與中國國情有一定的情境間距，孤立移植或可導致「水土不服」，但其關注群體記憶的理念有著共通性。中國檔案工作擁有迥異於西方的管理體製、製度文化，加之社會變革催生眾多新事物、新現象，亟待理論的介入與解讀。已有研究中占很大比重的實踐研究，表明研究者們高度重視以檔案記憶觀觀照與指引

社會實踐。例如，「鄉村檔案記憶工程」作為熱點「城市記憶工程」的延伸，對傳統上以鄉土社會為本的中國極具本土意義與當代價值。在此基礎上，我們可通過田野調查、問卷、訪談、統計等社會調查方法，適度引入定量分析方法，找到檔案記憶理論的實踐入口，尋求適宜的理論增長點。這有利於確保檔案記憶研究不脫離特定時空，突出時代特征與本土特色，避免走向理論空泛和虛化，發揮理論的現實導引與預測功能。

4 結語

檔案記憶觀的孕育、興起與發展，並非對傳統檔案學經典理論的消解和檔案邊界的無限擴大。恰恰相反，它源於對檔案的本體論意義追尋，立足反映社會變遷的歷史與邏輯分析框架，凸顯了人文精神的回歸。雖然這一新的研究範式尚未成熟，甚至略顯邊緣，然而正是「從邊緣之外我們得以看到身處中心看不到的各種事物」。（27）現今，多學科介入的記憶研究方興未艾，提供了透視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的學術多棱鏡。我們所面臨的時代變遷、社會轉型、理論激蕩，無疑為檔案記憶觀的深化拓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給養與想象空間。「作記憶研究並非僅僅是一種學術風尚，它也是我們時代的一個象征。」（28）檔案記憶面向過去，更指向未來，關乎整個社會的公正、民主、和諧，檔案記憶觀的價值與意義莫過於此。

［26］ 【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删除［M］.袁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1.

［27］ Ham F. The Archival Edge［J］.The American Archivi st，1975（38）：5-13.

［28］ 【美】阿龙·康菲诺. 历史与记忆［J］.付有强，译.天津社会科学，2014（6）：126-132.（原载《档案学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城鄉檔案記憶工程推進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4ATQ009）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