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思想的載體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著思想、情懷，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麽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什麽感染和影響呢？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什麽可以做，什麽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不是從書本裏頭學來的。今天回頭來看，讀的那些中國書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士大夫的憂患意識。我所生活的時代經歷的戰亂特別多，無時無刻不伴隨著內憂、外患。我成長的最重要的時期是抗日戰爭。所以文天祥、岳飛、辛棄疾、陸遊等的作品必然特別往心裏去。像“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總之是痛感國土淪喪，總是想著要恢覆國土是吧？還有杜甫寫離亂的詩，等等。這個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講了。…

我之所以被邀請到這裏來講話，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2008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雲雲。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傳統文化抵制所謂的“西化”無關。更不讚成那種讓小孩子穿著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現在講講我對學中文的看法，並且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學中文的經歷。…

三 為什麼在新世紀要提出發現東方？…

我的問題是：中國應該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裏面談到西方人、中國人以及我們與自己文字的關系，面對全球化都會有思慮和焦慮，這些是必然的。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我的看法是，全球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應該分層面談。很多人都認為全球化就是全球統一化，甚至包括語言和文字、文化的統一。我的看法正相反。我在日本生活了很長時期，我發現與中國有很大區別。日本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各個地區的菜是一個口味。生魚片就是生魚片，飯團子就是飯團子。它確實是一體化、同質化。我們設想一下，在中國如果山東魯菜、四川川菜、廣東粵菜、上海菜都是一樣的話，那還有什麼滋味。如果全球化就是這樣的全球化，我倒是覺得不如差異化。全球化不是完全同質化，而是逐步分級的差異化。

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我看來，全球化可以分為四個層面：…

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北大講壇跟大家談一些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問題。當然，這些我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可能朋友們會認為某些問題有些迷誤，有些眼障，甚至有些誤區，都可以再討論。…

屬於公民的文化平台

很少人認識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間有一種扶持關系，像水載著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順行。

文化政策的核心任務是提供一切的可能，讓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活潑釋放，而當大多數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能夠活潑釋放的時後，這個社會必定是豐富多元的。傳統的東西有人喜愛有人要推翻；推翻了出現前衛的東西，前衛的東西有人接受有人批判；批判了出現傳統的再造，傳統的再造又被挑戰……像一潭活水，流水激濺此起彼落。在這個過程裏，公民全面參與，人們必須不間斷地彼此傾聽、對話、辯論、爭吵，從長期的對話和爭吵中，認識了彼此，找到了共識。社會的核心價值於焉形成。…

明天是中華民國第11任總統選舉投票日，龍應台在選前表達的卻是超越選舉的文化關懷，讓人們透徹思考文化在選舉過程中往往被忽略的定位——文化是立國的依據。

文化在哪裏？

這一場選舉有多麼重要，我們都知道。它會影響台灣海峽的安定與否，牽連香港的發展，也因而影響亞洲和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否，它更決定台灣本身生存空間的大或小，險或夷。在這樣重要的選舉中，一個極其關鍵的議題卻在長達半年囂聲震天的選舉運動中，徹底不存在：文化，或者文化政策，不曾被我們的候選人談過一次，也不曾被選民追問。…

2014年5月8日上午，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北京大學出席舊作《如何寫學術論文》新增訂簡體版新書發表會，並以“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卻必須有共同的語言”為題發表談話。宋楚瑜強調：“真正的世界語言不是英文，而是嚴謹的論證與邏輯。”希望兩岸年輕人能夠反思中國思想中的“仁德”與“均富”思想，發揚“中國特色的仁均王道”，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大夢（Macro-Dream），更能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小夢成真（Micro-Dreams）。

 朱善璐書記、王恩哥校長、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能夠有機會獲得北京大學的青睞，將多年前的拙著《如何寫學術論文？》，重新修正付梓出版，並邀請楚瑜來到這所百年來、引領中國風潮的學術殿堂北京大學，在此舉辦個人的新書發表會。…

近年來，沈志華教授相繼出版了《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冷戰的再轉型：中蘇分裂》、《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等多部著作。其歷史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運用大量的文獻和檔案資料。 

最近，筆者的文集《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出版了。作為歷史研究的成果，這裏有必要討論一下這本文集所使用的文獻和史料。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廣泛引用已出版的檔案文獻 …

五，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系

回憶錄的多數作者都提到他們的經濟收入在運動前後的變化，由於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來的工資就較低，當他們在成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後，他們的工資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發十幾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費，這也就涉及一個大問題，即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系問題。

新國家是根據政治忠誠度來進行經濟利益的分配的，這在1957年後大致確定了下來。…

兩年後，在反右運動時，又提出，對大人物中的右派，對社會科學方面的要“放手進行，鬥深鬥透”，而對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其他應一律采取保護過關的方針。

具體策略有許多：有的是“鬥而不狠”；

有的為了將來能夠使用，應采取控制新聞報道的方法，有的不登報，有的“小鬥登報”；

對有重大作用的科學家，采取“談而不鬥”；

對科學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階段的右派，在鳴放期間沒有表現或很少表現反動言行的，“當然不要排隊，也不好批判”。…

1953年後，1949年前舊中國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總體被劃入了“舊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們被一般視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占有相當的比例。…

三，在城市進行“統合”的方法和步驟

新國家特別關註在城市的“統合”，它的基本內容是摸清“民情”，對廣大城鎮居民進行細致的政治分類，以了解每一個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國家很快就建立起對全社會人員，特別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新國家對社會狀況的廣泛調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新國家對工人比較寬容，調查和“排隊”的重點對象是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群被認為和舊中國有較多的歷史聯系和思想聯系。這也和蘇聯的方式不同，蘇聯是依靠專門機關的調查，在中國主要是依靠建立黨委領導下的人事保衛制度，是對蘇聯經驗的發展。…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在建國初只是一個14歲的少年，已離開家鄉在外地讀中學，以後又考入華中農學院的中專部，但是他家鄉的鄉政府拒不同意為他“轉戶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細崽子”，“應留在農村，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以後當地的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還寫信給華中農學院，要把他帶回家鄉，充當“地主”。這種現象在50年代初並非個別，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采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

上述回憶錄的共同的特點是：

1，14個人是親歷，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輕人，他主要是根據他的父母的回憶來寫他的“家族史”。

2，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會名流。

3，作者中有4個大學生，其中2個是在新中國的大學畢業的，其他多數人是小知識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軍人，後兩類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過長期的自學，才能寫書的。

4，只有1個人在1949年前在國民黨的黨務部門及軍隊工作過，是低級人員。

5，多數人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家庭。…

二十世紀50年代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統一”，“改造”，“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等都是構成50年代歷史的重要內容，也是那個時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國家究竟是通過什麼具體的方式和路徑實現它對全社會的“統合”的？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在一些宏大的詞語下被高度簡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50年代新國家是怎樣進行社會“統合”，如何實現高度一體化的？

本文所稱的“統合”，是指建國初新國家依著某些重大理論和概念，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把某些被認為是敵對、異己或偏離新國家的思想和組織原則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頓的過程。…

1955-1956年的肅反運動對新中國歷史的影響很大，民主人士等對肅反運動偏差的批評帶來嚴重的後果，他們中的多數人在一年後都成為“右派”。肅反運動的“主觀化”、“擴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據曾任廣東省委“肅反五人小組”組長的文敏生回憶，廣東第一批開展肅反運動的單位有410個，“由於種種原因”，“運動開展不到一個月，竟揭發出上百個”小集團“。回憶錄《如歌歲月》的作者章正邦當時在四川省峨眉縣參加肅反，該縣將所有肅反對象集中歸口，統一安排住宿在禮堂和大會議室，為時一個月。為激發參加者的階級鬥爭的警惕性，每天在讀文件和報紙後，還安排專人讀肅反小說和報告文學，”以此來推進肅反運動的深入“，最後“抓了七八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時間後，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崗位。…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國小說家。生於鄉村醫生家庭，從小喜歡釣魚、打獵、音樂和繪畫，曾作為紅十字會車隊司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長期擔任駐歐記者，並曾以記者身份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晚年患多種疾病，精神十分抑郁，經多次醫療無效，終用獵槍自殺。他的早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1927）、《永別了，武器》（1927）成為表現美國“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三、四十年代他轉而塑造擺脫迷惘、悲觀，為人民利益而英勇戰鬥和無畏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形象（劇本《第五縱隊》1938），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1940）。50年代後，他繼續發展二十年代短篇小說《打不敗的人》和《五萬大洋》的寧折不彎主題，塑造了以桑提亞哥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滅，但就是打不敗他”的“硬漢性格”（代表作中篇小說《老人與海》，1950）。在藝術上，他那簡約有力的文體和多種現代派手法的出色運用，在美國文學中曾引起過一場“文學革命”，許多歐美作家都明顯受到了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