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問題是：中國應該如何面對全球化問題。裏面談到西方人、中國人以及我們與自己文字的關系，面對全球化都會有思慮和焦慮，這些是必然的。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我的看法是，全球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應該分層面談。很多人都認為全球化就是全球統一化，甚至包括語言和文字、文化的統一。我的看法正相反。我在日本生活了很長時期，我發現與中國有很大區別。日本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各個地區的菜是一個口味。生魚片就是生魚片，飯團子就是飯團子。它確實是一體化、同質化。我們設想一下，在中國如果山東魯菜、四川川菜、廣東粵菜、上海菜都是一樣的話，那還有什麼滋味。如果全球化就是這樣的全球化，我倒是覺得不如差異化。全球化不是完全同質化，而是逐步分級的差異化。

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我看來，全球化可以分為四個層面：

第一，科技一體化。正因為科技一體化，所以清華大學在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都要比北大熱。道理就在於技術官僚成為了中國發展的核心和希望。似乎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短、平、快地將西方所有最好的東西優勢平行地移植過來。誰最快呢？不是我們學文的，而是真正的工科。我也希望可以最快地拿過來。所以鄧小平到了日本，日本天皇請他坐新幹線列車，下車之後很驕傲地問了鄧小平一句：“您覺得怎麼樣?”鄧小平想了想說：“我們也會有的。”現在的上海已經有磁懸浮列車正在搭線，所以科技從來就是你願意就可以拿來。西方人從不認為火藥、指南針是中國的，不因為覺得這個國度落後而不用，他們不但用了，而且把中國放鞭炮的技術變成放大炮，打進門來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術官僚走紅是應該的，但是他不會永遠走紅，原因還有第二點。

第二，制度的並軌化。制度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當然還連帶包括法制制度。並軌化就出現差異了。我去俄羅斯，坐到邊境時要換軌。我最初不明白，全球的火車應該差不多，為什麼中國和俄羅斯不一樣？原來當時高層擔心俄羅斯的火車一下子開到北京城，所以要把軌道變窄一點。我們的制度也一樣。就是跟別人不同，但如果是變窄一點的話就優越了嗎？今天發現不行。當然，制度有的不能並軌，比如在人權上差異就出現了，那些藍皮書、白皮書都反覆說明中國的特殊性。因而制度的並軌化是百分之九十，於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今天又走紅了，他們可以成為左右我們最高級領導的智囊，就是因為提倡差異、講中國特色。人文學家就沒有人來咨詢，但是不要著急。甘蔗從尖吃起越吃越甜，從根吃起越吃越淡，我想人文學者大抵是從頭吃起的。

第三，思想的對話化。於是人文科學出台了。最先想到人文科學將要出台的人是一個科技方面的專家，如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先生。他認為清華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將不再有優勢，因為北大是綜合性大學，有世界上獨一無二強有力的人文科學，而清華的優勢僅僅在於工科。它的中文系對全校學生僅僅進行唐詩、宋詞的欣賞，而真正高層次、超越性的發展卻沒有。所以清華傾其財力，在全國乃至世界上挖了不下十個一流或二流的專家。於是清華的人文科學上了一個台階。但是人文科學像釀酒一樣是不能著急的，保存得越久遠越香濃。清華大學就面對這樣的問題，要培養怎樣的人，如果是一個理科專家，僅僅聽了唐詩、宋詞就變成一個人文關懷學者了，康德、黑格爾就千萬不要做了，這太簡單了。人文科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思想的對話化”。我們都知道有中國哲學、美國哲學、法國哲學，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中國化學、美國化學、法國化學的說法，差異性更大地出現了。差異性的出現就需要人文科學之間進行對話。我們今天很多思想觀念上的沖突、文化上的誤解都是因此而生的。最近一位著名學者齊澤克，不同意亨廷頓的說法。亨廷頓認為文明的沖突是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沖突，他則認為文明的沖突是同一種文明內部的沖突。這意味著，人文科學將在十年之內走向前台對世界發言。其實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絕大部分都不是技術官僚。而在中國這是因為從四人幫的禁錮中走出來，科技變成第一生產力的時候必要的過程。但是僅僅是過程，今後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我相信更多的會有高瞻遠矚，像蔡元培校長這樣真正的人文學者。

第四，宗教信仰的沖突化。這就更難。我的一個好朋友寫過一部重要著作。我曾說這本書洋洋灑灑四十萬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通過陶淵明堵死了道家的道路，通過《紅樓夢》堵死了佛家的道路，通過魯迅堵死了儒家的道路。世界上就只剩下“一個上帝可以拯救中國”，那就是基督教。但是問題就來了，我說，如果只有一條路可以救中國，其他都是死路，你用什麼方法來喚起這十三億人呢？如果用普世性的方法或者強制性方法，那就可能走向是過去的話語權力性。我認為只能是個體與上帝之間默默的溝通，　當我們采用外在的方法去強迫別人信仰的時候是危險的。我寧可在這個時候提出信仰的多元化。但是這個願望很難實現，今天的信仰沖突是空前的，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技術官僚很難解決這些問題。
以上我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認為全球化不是本質主義同質化的過程，而是逐漸差異化的過程。這是一個不光技術官僚重要，人文學者同樣重要的過程，盡管時間非常漫長。

二 現代化的初階不是西化而是東化

有幾位教授對我說，他們是全盤西化論者。我覺得很可敬也很可畏，可敬可畏之中我想說一些不和諧的想法。有些人認為中國人一無可取，關口騙子很多，中國人撒謊、不愛幹凈、不成大器、沒有遠見等等，甚至連沙塵暴都是中國獨有的。但是我專門查過資料，美國三十年代沙塵暴厲害極了，後來退耕還林還草才慢慢解決。

我的看法是，當代人缺乏內在性、超越性思考。思考者是少數，大部分人是消費者，消費的同時吃著先驅的“人血饅頭”。但是真正的思想並不因為不思想而存在，而恰恰因為缺席而變得可愛。現代化，按照西方的定義是中世紀神學倒塌之後開始的世俗化過程，距今五百年。大家可以看一本書《中西文化五百年》，有很多事實告訴我們東西方之間的現代性覆雜關系。

首先中國是1840年戰敗的，1894年又戰敗一次，迄今為止一百六十年。五百年以前開始的現代化之初，當時中國的生產總值，經濟社會地位、國家形象究竟是什麼樣的？這本書能夠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西方現代化之初，中國是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的。更早一些的傳教士，如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到達中國的杭州就像我們今天中國人看見美國的紐約和法國的巴黎一樣心醉目眩。今天反過來卻認為中國完全不行，事實不是如此。在現代化最初的時候西方汲取了很多中國的營養。伏爾泰寫於1745年的《人類思想史新提綱》可以證明這一點。很多歷史著作中都表明在現代化初期，東方曾向剛從神性中心走出來西方輸出了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性化的東西，包括一些非確定性的人的思想。今天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是中國在什麼時候開始由領先到與西方持平乃至落後了呢？有材料記載，當西方開始拓海開疆的時候，中國卻開始禁海封海。而且中國使用某種制度的時間都特別長，比如紡織工具，今天中國的紡織業非常發達，向海外輸出的東西非常多，但是我們多錠紡車的發明經過了1300年，而西歐從手搖紡車的出現到多錠紡車僅要了200年。還有冶金，中國從春秋末期到十五世紀，差不多2100年，而西歐僅用了400年就超過了我們的質量。中國總是喜歡長期保持穩定、不變的形態，特別怕變化。

最近，我看到《文藝報》有幾篇文章批評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說他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是癡人說夢，說他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句話是不是季老說的還待考）是想當然爾，說他認為“中國文化將滋養西方”是阿Q精神。我倒是覺得季老不是可笑，而是很可敬。起碼，他是在精通西方，留學德國十年，對歐洲文化極為了解，對印度文化掌握極深的情況下提出的。這些思路都值得我們註意。註意的問題就是我在前面提到過今天的近東、中東、遠東的關系，遠東已經沒有誰為中國說話，前景仍然不樂觀。

“妖魔化中國”現狀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誰來闡釋中國，中國自己怎麼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