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後，在反右運動時，又提出，對大人物中的右派，對社會科學方面的要“放手進行，鬥深鬥透”，而對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其他應一律采取保護過關的方針。

具體策略有許多：有的是“鬥而不狠”；

有的為了將來能夠使用，應采取控制新聞報道的方法，有的不登報，有的“小鬥登報”；

對有重大作用的科學家，采取“談而不鬥”；

對科學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階段的右派，在鳴放期間沒有表現或很少表現反動言行的，“當然不要排隊，也不好批判”。

反右運動的勝利使毛澤東更加意識到到“保持社會生活高度緊張”的必要性，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號召全黨進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他指出：“應該保持社會生活的高度緊張，這是查明可能生長在我們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證”。

保持社會的緊張氣氛，在這個時期被認為是團結人民的重要條件，為滿足階級鬥爭的需要，許多基層單位寧枉勿縱，在50年代，安徽省蕪湖地區無一所高校，也沒有民主黨派，更沒有“文聯”和“作協”，某農場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學老師，辦事員，保管員、送貨員、半文盲等，他們都是當地領導為完成右派的“指標”而被湊成“右派”的。而其中許多小學老師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只讀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學老師，　在反右暑期學習班中因答錯題成為右派的。這些小學老師都是鄉裏孩子，見識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農村或山區，看不到報紙也聽不到廣播，他們被要求在考試中判斷一個題目：有人說現在是黨天下，你認為是對還是錯？他們根據有限的知識都填了“對”，於是全部成為“小右派”。

四，新國家高度重視社會成員的階級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為社會統合的基礎

15本回憶錄都提到他們或他們的家庭成員因歷史問題或出身問題在社會統合中被沖擊，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會演變為極嚴重的問題而被劃入“敵人”行列。

新政權在初建時期，執政黨開始強化意識形態中的反資本主義的敘述，而這個過程是伴隨政治運動有序進行的。為了“教育”城市中的資產階級，促進他們改造“階級立場”，黨組織安排這兩個階層的“頭面人物”參加土改運動，讓他們接觸“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事實”，並根據他們對土改、“鎮反”的態度，對其作出“進步”、“中間”、“落後”、“反動”的政治劃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於實行“內外有別”的策略，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以為只要熟讀領導人的講話，就是解決了“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於是，出現了許多滿口新名詞的“愛國資本家”和“進步知識分子”，但是伴隨幾個大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土改”、“鎮反”、“抗美援朝運抵”、“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審幹”運動（也稱“忠誠老實運動”），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才知道，執政黨有關“立場”的認識與他們的認識完全是兩回事。因為“立場”不完全是一種政治姿態的展現，無產階級的立場是需要通過否定資產階級來體現的，而最簡潔的方法就是看這個人的階級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歷史關系。因此，階級出身和過去的歷史記錄是第一位的，現實政治態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給“立場”和“何為正確”下定義，是一項重要回憶錄作者之一的李理回憶說，在建國前夕的南下部隊中，就有知識分子因在舊社會的經歷“不那麼幹凈”而在“訴苦”時感到負咎而喝DDT自殺的。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南京市歡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博士學術演講的報告會上提出新概念：“美國沒文化”，此時正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的初期，陸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國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南京的知識界對陸定一的講話卻持有異議，當負責同志提出“立場”問題後，他們才噤口無言。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50年代在華中農學院中專部學習，他對當時被神化的蘇聯的“米丘林學說”有所懷疑，認為“通過人為的努力，使生物的遺傳按照社會主義的需要不斷地變異，似乎於理欠通”，當他把這個看法告訴老師時，就受到老師的警告。而湖南軍大的教員在講“隧道”一詞時，因舉了一個“紐約地鐵”的例子，也受到批評，被指責為“崇美”，他被告知，應舉“莫斯科地鐵的例子”。

由此可以證明，執政黨還在執行“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的時候，在思想意識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就已被視為對立面。只是在這個時期，在落實“階級論”的原則時，仍然表現出相當的彈性：各級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參政，在許多大、中城市，資本家家屬甚至擔任了居民委員會負責人。非工農出身，“歷史清白”的知識青年，即使不是黨、團員，也可參軍、參幹。新政權在初建時期，就高度重視對“舊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在開展了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同時，各地還創造出一些專門針對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詞匯，“思想剝皮”就是1955年內蒙創造的經驗，即對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階級背景和現實表現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對重點人逐個全面分析，具體對待”。甘肅省有的基層單位更將這個詞語加以簡化，直接稱之“剝皮”，肅反對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剝皮組”接受教育。1955年，對上海資方人員335人調查的結果是：“不純”分子占百分之八十。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主任一職許多是由資本家的家屬擔任，但在這之後，已基本由工人家屬擔任。

在這一時期，對於1949年後在校的大學生，新國家的態度總的來說是較為寬和的，認為他們雖然多為非無產階級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會的教育，歷史經歷清楚，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還是有可能轉變世界觀的，但是這並不能保證在執行“階級路線”時，各地不會出現極端化的情況。如四川大學團委就組織了對“反動”、“落後”學生的孤立打擊行動，從1951年3月“鎮反運動”開始，被“孤立”的學生達418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14%以上。這些人大都曾參加過反動黨團，社會關系和個人歷史覆雜。“孤立”的方法有：不讓他們與其他同學接近，經常組織開他們的鬥爭會。

出身問題和個人歷史在建國前是否清白決定一切，這在1955年肅反運動後就基本確立了，自那以後，歷次運動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為重點打擊對象，肅反運動如此，反右運動也如此，東北地區是這樣，西南地區也是這樣，全國都如此。反右運動前夕，雲南傳達領導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肅反，劃右的標準首先是看有無政治歷史問題，雲南又傳達彭真內部講話：對右派，我們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或叫”打悶棍“。

在判定“右派”時，家庭出身和歷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許多“家庭出身不好”、歷史經歷覆雜，或有“海外關系”，在歷次審幹運動中都受到懷疑而查無實據的人，雖然本人在運動中沒有任何“鳴放”言論，也被一勞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肅省幹部石天愛，在運動中沒有一句不當言論，就因為她是軍閥，漢奸石友三的女兒，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勞教，類似石天愛的情況在當時並非是個別現象。廣東省和平縣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學教員，雖然並無錯誤言論，也多事先被定為“計劃內的右派分子”。回憶錄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幾個小夥伴玩耍時，曾互相封官許願，於是15，6歲的八個少年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1962年9月才獲釋。另一位回憶錄作者章正邦，在建國初參軍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慶民營報館擔任過編輯，在1951年的部隊展開的“民主運動”中被懷疑是國民黨員，審幹的同志堅信，“我們新華社的記者都是黨員，不是黨員不能作這個工作，你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報社工作，天天宣傳戡亂救國，不是黨員能做這個工作嗎？雖然他的歷史問題以後能到澄清，但還是被列入有歷史和政治疑點的”第四類幹部“而被轉業到地方，1957年又被順延為”右派“。回憶錄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達由於是地主出身，家鄉幹部要把他留在家當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鄉考入了中技學農林，就是想離人群遠點，畢業後主動要求去林區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輩子”夾起尾巴“做人，才躲過歷次運動的打擊。

在新國家加速對社會進行統合之際，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衣著也有了新的變化，回憶錄作者之一的胡伯威當時是北大的學生，他回憶說，這就是要強化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個人和上級的關系，而不應發展個人間的橫向關系，因為那會被認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確的態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潑，“人們要盡可能沒有個性，沒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規蹈矩到了索然無味的程度才算是”進步“到家了，”黨性“到家了。回憶錄作者章正邦從部隊轉業到四川省峨眉縣，他所工作的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多數是從部隊文工團轉業下來的，由於”在部隊實踐工作中都有體會，都變得持重“，作者為避免被認為是”搞小集團“，從不和別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來往。在當時的社會上，就出現了一種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馴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憶到，他當時的領導也一再告誡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孫悟空”。在人們的衣著上，“男女同志都是藍、黃、黑三種顏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飾上稍有變化，就會遭來非議”。而在“中蘇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識分子特別買了蘇聯在中國傾銷的“大花布”來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擁護中蘇友好”的政治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