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城市進行“統合”的方法和步驟

新國家特別關註在城市的“統合”，它的基本內容是摸清“民情”，對廣大城鎮居民進行細致的政治分類，以了解每一個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國家很快就建立起對全社會人員，特別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新國家對社會狀況的廣泛調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新國家對工人比較寬容，調查和“排隊”的重點對象是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群被認為和舊中國有較多的歷史聯系和思想聯系。這也和蘇聯的方式不同，蘇聯是依靠專門機關的調查，在中國主要是依靠建立黨委領導下的人事保衛制度，是對蘇聯經驗的發展。

和黨內統合同步進行的是社會統合。從建國初，新國家對全國民眾的社會調查工作就開始穩步進行，這就是摸清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對全社會成員，尤其是對城市成年人口，結合現實言論和歷史的背景，進行“排隊”、“摸底”。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全面開始後，這項工作的進展進一步加快。新政權高度重視對全國人民政治態度，階級出身的調查，尤其是城鎮人口階級成份的調查，借助政治運動的巨大沖擊力和震懾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動員檢舉揭發，填寫表格，寫自傳，審幹人員外出調查等）檢查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面貌（階級出身），將每個人的階級出身視為是對新政權忠誠度的識別標志，通過階級成份的確定，在社會廣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區分，從此建立起可供查證的社會成員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

在革命年代，根據地所在的農村是革命的中心，經過土改運動，黨在農村的階級結構已經建立，敵、我陣線分明。相比較於農村，城市的情況則較為覆雜。建國初，共產黨比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受到《共同綱領》的制約，執政黨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但是，執政黨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階級陣線，這就是一方面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區分敵、我、友。執政黨的辦法是：在城市中開展較為和緩的民主改革。所謂“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發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幾個大的政治運動，在城市各工廠、機關、學校、商店、街道，對所有人員進行“階級摸底”，重點對舊人員進行細致的調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職業、經歷），包括查歷史，查社會關系，查生活。這項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裏一直持續進行，50年代初只是這項工作的開始階段。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動建立起執政黨在城市的組織基礎（黨、團、工、青、婦），1953年後，更建立起以戶口制為中心的，單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體的綜合治安保衛制度，將新國家在城市中的基層結構全面建立了起來。

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為配合人口普查，對重慶市三個派出所桂花街（商業區）、王爺石堡（居民區）、小龍坎（工廠區）所轄人口的政治面貌進行了調查，3個派出所共轄人口64026人，但“特種人口”高達1868人，占人口總數的3%，占18歲以上人口的6%.所謂“特種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釋放犯”、緩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裏的地主、登記自新未予管制者、“社會遊蕩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種情況也被黨和國家全面掌握。

1953年後，隨著加速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在國內一些社會階層中出現了某些不穩定的情緒。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許建國在政協上海市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中提到，計劃在5年內再鎮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由於數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識界人士的異議。對於當時是否存在敵對階級的大規模的反抗和破壞，現有資料無從證實，但根據各種資料反映，1953年後推出的“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運動”、“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等，確實造成了部分城鄉人民和一部份知識界人士的強烈不滿。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實行面粉統銷計劃，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資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諷刺和謾罵”，泰明鞋店資本家說“毛主席強，但全國沒有糧食吃”，“總路線一公布，和軍事管制一樣”。河北省的一些黨員幹部也為農民“抱不平”、“喊冤”，說“政府對農民太苛刻了”，“對農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歷史學家，全國人大代表翦伯讚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視察，家鄉的父老向他哭訴，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飯吃，只吃樹皮、野菜、菜餅。新國家將這種不滿言論視為是敵對階級的反抗和破壞，所采取的反擊措施還是強化階級鬥爭，其具體方法就是將政治分層進一步細密化，把前一階段出於策略考慮而暫時未於觸動的人員也劃入敵對階級範疇。

1953年後的“敵對階級”範圍較前有了新的擴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動會道門、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農。“反革命”的種類也有了新的增加，歷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為，和舊社會聯系較多的人員，如中下級國民黨軍政人員、保甲長等，也被劃入“歷史反革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