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被邀請到這裏來講話，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2008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於出國探親雲雲。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傳統文化抵制所謂的“西化”無關。更不讚成那種讓小孩子穿著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現在講講我對學中文的看法，並且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學中文的經歷。

 中國人為什麽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系。一個中國人除非生長在外國，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為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麽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系。

 中文（我這裏指的是漢文）有兩大特點：

 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於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非常覆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大家都歸功於秦始皇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於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既然是中國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準。

 另一特點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並已融入日常話語中，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範，應該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設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級），其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初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後無論學什麽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個人的經歷：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隨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高層的醜聞，裏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墻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麽還知道“墻有茨”？墻有茨出自《詩經》，開頭就是：“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以後“墻有茨”就隱喻宮裏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醜事。過去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而對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個很尋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齡比我大約小六七歲，也就是說他是在1949年以後上的中學。在他看來，只有他那樣的古詩詞專家才懂，一般人，特別是學外文的，怎麽居然還懂這個詞？這說明有一個差別，就是我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的，在現在的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因為我在改革開放以後初訪美國，遇到台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談吐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麽差別。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裏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什麽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前兩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大概常州有一些詩人和文人特別積極去爭取申遺，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吟詩的特點。還有朗誦文章，也是有調子的。（後來據徐冬梅老師說現在正在申遺的是整個中國的吟誦，不是常州單項）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讓我念《論語》，只是挑一點，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讓你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初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鑒》。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發生很大的興趣，於是對《資治通鑒》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鑒》是怎麽樣的一套書。特別是小學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碰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裏頭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體情節，他怎麽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鑒》，總之他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鑒》（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沒事，就開始出於好奇，真的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鑒》。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著看。書裏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裏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什麽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後，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幹爹的意思，不過不是正式的。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50歲。他非常有學問，什麽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什麽老師都能補上去。當然他英文發音不好，全是自學的，但是文法講得特別清楚。他還會中醫，我們家人小病都是他給開方子。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於他恃才傲物，好頂撞領導，所以在一個單位呆不長，經常失業，相當潦倒。他一失業就常來我們家吃飯。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他說你的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於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鑒》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裏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疲於奔命”這個成語典出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