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裏頭有一個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莊王底下的一個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並不高，但是點子很多，給楚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對楚莊王成就霸業有所貢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到處征伐。有一次滅了陳國。這個陳國有一個大美人叫夏姬，據說她青春永駐，無論長到幾十歲永遠“望之如二十許人”。那些公侯們打來打去，爭奪她也是動機之一。所以她轉嫁了好多國。楚莊王滅了陳國以後，也想把這個夏姬娶過來，巫臣就勸他說，你本來伐陳是“伐不義”（霸主總要給對方安個什麽罪名，才師出有名，我忘了陳國是因何獲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給娶過來了，這不顯得你是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義上就站不住了。那個楚莊王確實有雄心壯志，就聽了他的勸告，沒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勸他說，這個女人不祥，是個妖孽，你看她嫁了幾個國家，亡了幾個國家？。於是子反也聽了他的，沒娶她。最後這位老兄自己帶著這個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晉國（其中還有一些曲折的情節，不詳細講了）。另外他因為別的事得罪了楚莊王另一個弟弟子重。那兩位公子氣得要死，要求楚莊王向晉國要人，誅殺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引渡。那楚莊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較大度，說巫臣也算立過功的，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罷。不久，楚莊王死了，楚共王繼位，子重、子反兩位公子權力就比較大了，還是覺得這口氣非出不行，於是把巫臣還留在楚國的家屬全給殺了，包括他的旁系親屬。巫臣知道後很生氣，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叫你們兩人“疲於奔命”而死，疲於奔命這個詞就是這麽來的。他怎麽做到呢？他就今天攛掇晉國聯合吳國跟楚國鬧事，明天又挑撥鄭國尋釁，不斷騷擾楚國各個方向的邊境。他本來就鬼主意多，弄得這兩位公子在國境內外來回奔波，“一歲七奔命”，就是一年裏頭七次出國，或是到邊境。現在交通發達無所謂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這麽一個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這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玩，而且那個申公巫臣也是一個特別好玩的人、特逗，還有很多有趣的事。

 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並不長，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來了。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至於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後來的事了。實際上也還是一知半解，並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註解。但是不管怎麽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也沒有人逼著我去這麽做，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並沒有這樣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給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後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於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後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後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學校裏英文讓位於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2.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這樣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這裏不講了，只講中文教學。它對中文特別重視。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小貓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瑯瑯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著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將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準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幹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應該說我對於說文解字一點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中國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裏頭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挑著念一點，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於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於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麽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於老師，不管我家裏頭碰到的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我想起來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範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麽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欣賞得不得了，甚至於自己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著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準備考試，我必須要怎麽樣。所以我就覺得有人說“五四”以後文化斷裂，我覺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到是沒有斷裂的。

 3.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於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什麽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後給我。但是他1950年調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鉆進去弄得灰頭土臉，著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志裏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後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裏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有點屬於“少年不宜”了。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松，放學後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幹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著什麽看什麽，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遊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麽叫“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