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在建國初只是一個14歲的少年，已離開家鄉在外地讀中學，以後又考入華中農學院的中專部，但是他家鄉的鄉政府拒不同意為他“轉戶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細崽子”，“應留在農村，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以後當地的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還寫信給華中農學院，要把他帶回家鄉，充當“地主”。這種現象在50年代初並非個別，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采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

1953年貴州省紫雲縣四區的德興鄉二村共有330戶，人口1627人，卻管制了23戶（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了中央規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達到該鄉總人口的一半。獨山縣基長鄉人口總數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經上級部門覆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四川省豐都縣七區蓮花鄉七村被管制者高達250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3人。灌縣大觀鄉竟將繳不起公糧的農民及調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它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屬的現象亦很普遍”。甘肅省武山縣洛門區蓼陽鄉將地主50戶共340人，一律管制。山東省歷城縣一區冷水溝鄉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23人，但實際管制了105人。裴家營、梁王、王會人三個鄉共有地主82戶，連同地主家屬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屬，都受到公開的歧視，生存境遇十分困難，某些地區的群眾甚至公開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鄉的舊官吏稱自己為“爹”和“爺”。這在50年代初的農村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並曾受到上級部門的批評。

1951年上半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推開，這是面對國民黨殘余力量的破壞活動，新國家對敵對階級及其社會基礎發起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政治清算鬥爭。“鎮反”運動形成巨大的威懾效應，也教育、提高了群眾的“對敵鬥爭覺悟”，極大地鞏固了新政權。對於鎮反運動，在這些回憶錄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態度都是表示擁護。回憶錄的作者李蘊暉回憶了當時的情景：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為配合政治學習，“組織學生列隊去到鎮反處決現場，親眼看到反革命份子應槍聲倒下”，以致幾十年過去了，作者對此場景還記憶猶新。回憶錄另一作者吳文勉原是無錫永泰絲廠的工人，1947年為躲避“抓壯丁”，全廠男工，包括50多歲的老工人，都集體參加了“三青團”，建國後，他們都清一色成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為了找靠山，在別人勸導下，還參加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中統”，並在工友中發展了10個人，除此以外，沒有其它活動，他自己也沒當一回事，作者前後只做了“中統”特務1年，建國後在北大荒卻改造了25年。他的經歷說明，50年代初政治運動所具有的鮮明的清算的性質。

二，共產黨內的純化是重中之重，對肅反運動偏查的批評往往帶來嚴重後果

中共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下，從來就把清理內部，純潔組織看成是一項有關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後，這又作為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在黨和軍隊、國家機關內部清理“異己分子”本身就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執政黨對黨內的統合的問題更加重視，它的主要特點是：對黨員的階級出身的問題尤其重視，在50年代，黨內清理的對象主要集中在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那些黨員和原南方地下黨，它的背景之一是黨內長期存在的對知識分子黨員和對非主力武裝的歧視，以及毛對黨的“純化”問題的強調。

《二十一年》等回憶錄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為什麼建國後原中共地下黨員都普遍被打擊？現在隨著一些歷史檔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國後清理中共地下黨，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項全局性的行動，南方的情況更加嚴重。

1952年3月18日，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羅申通報情況時說：

解放戰爭時期投靠我們而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分子等人的子弟。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近。

1951年，中央政法委負責人董必武也向蘇聯大使羅申說：

在清理過程中，尤其對1947年以後入黨，進入黨政機關的所有人員重點進行審查。

這就是建國後原地下黨同志被重點清理的思想背景。這種由對“敵情”過份估計而產生的“純化觀”還夾雜著地域和宗派觀念的消極因素。回憶錄作者之一的許岳林在建國前就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浙南遊擊縱隊，就是因為對南下幹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而被列為“肅反”對象，以後還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縣的原地下黨幹部，自山東老解放區的南下幹部到來後，都被免職，其中一部分人還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南方各地的地下黨被打擊，原負責人被清理是普遍現象。雲南省原“邊縱”、地下黨的縣團以上幹部被整掉200余人。中共廣東地下黨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軍粵中縱隊”，擁有1萬多人，內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幹部，這支部隊為迎接解放軍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國後其成員大多被視為是“可疑分子”。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陶鑄認為，“地方武裝不純”，“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結果是，原廣東地下黨中的許多人都被清除出黨，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數人甚至被槍斃。至於南方地區那些在革命勝利前夜曾參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更被普遍視為是“投機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動分子”而在“鎮反”等運動中受到懲辦。相比之於南方，北方是老區，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華北地區的地下黨是受彭真，劉仁領導的，被認為是在劉少奇的正確路線上的，因此，華北地區的地下黨員，很少受打擊，建國後都受到重用。

執政黨對於在黨內貫徹“階級路線”，表現出堅決的態度。這主要體現在嚴格入黨條件和在黨、軍隊、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對幹部進行頻繁的政治審查和清理。建國之初，中共開始在產業工人中大量吸收黨員，知識分子入黨則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執政黨在朝鮮戰場上吸收了一批參軍的知識青年入黨。但是對於和平環境下要求入黨的知識分子，則取決於他們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以及他們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階級出身有較大的問題，親屬中有被殺、關、管或有海外關系者，即使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十分積極，也不會被吸收入黨。

1951年，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部署，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清理內層（黨機關）、中層（政府機關）的運動。被清洗的對象大多是“階級異己分子”，即出身於地富家庭、對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產黨員。《昨夜風》一書的作者在北京輔仁大學學習時就參加了地下黨，建國後，以為國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義”，由於是少東家，受父母影響，對自家的產業過於關心，不久就被黨內除名，以後雖擔任了長春市工商聯秘書長，但在“五反”運動中就受到沖擊，1957年又順延成為“右派”，這說明執政黨對於黨內的異己遊離傾向，絕不手軟。

1952年4月，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又向全黨發出指示，命令幹部中“凡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地主階級有關系者”，必須作出交代。緊接著，全國各級黨政幹部向黨組織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在這類運動中，交代階級成份、本人歷史和社會關系都是中心內容。

1953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毛澤東終止了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其後，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強，計劃經濟體制也初步確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運動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和繼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肅反運動”。

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終結使黨在國家政治和社會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更加突出，在執政黨內部實行了更為嚴格的“純化”政策。1955－1956年，全國黨政機關、軍隊和學校又開展了一場“肅反”運動，在“內層”（黨機關）和“中層”（政府機關）中又清洗出一批“異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國初期，隱瞞自己的階級出身，“混入”黨內和政府機關內的“嫌疑”人員。僅1955年一年就對機關、軍隊、企業的220萬人進行了審查。“查清了每一個人的過去，他的聯系和情緒”。在這批人群中，有將近5%的人被視為是“不可靠分子（國民黨的偵察人員、外國間諜、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後這個數字被壓縮，認為被查出來的各類可疑分子，約占百分之二。廣東省的“肅反”運動從1955夏——1958年12月底，分四批進行，前三批參加運動的共61萬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壞分子約占百分之一點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