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後，1949年前舊中國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總體被劃入了“舊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們被一般視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占有相當的比例。

“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現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歷史不清分子”一般指“歷史覆雜”，參加過反動組織、或曾在舊政權重要機構服務，有一般的“反動”行為，或有“反動”嫌疑但查無明顯證據者，例如：原國民黨軍、公、教系統人員，反革命分子的家屬（簡稱為“反屬”），被鎮壓、被管制分子的家屬等等，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期，這個人群又被視為是“反動階級的社會基礎”。所謂“不純分子”是一個動態概念，隨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斷擴大，在50年代有相對的穩定性，所指多為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系的人員，即在“革命群眾”和“敵人”之間比較靠近右邊者，例如：原國民黨一般黨員，三青團員，原舊軍隊士兵（統稱為“兵痞”），資本家，有海外關系者或仍與海外有聯系者。

15本回憶錄的作者基本都在肅反運動中被沖擊，他們所在的單位花費大量錢財，在全國各地對他們的歷史情況進行“外調”，使得單位領導有機會去了許多過去從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調”的行動受到被審查對象的普遍歡迎，他們相信“外調”有助於澄清他們的歷史疑點。1955-1956年，全國範圍的“外調”大規模進行，它的核心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這也是新中國在確立社會主義體制方面的獨創，斯大林時代的“肅反”是沒有這項舉措的。僅中央直屬機關就派出達四位數的外調人員，國家機關也是四位數，大批審幹人員奔走於全國各地，進行查證資料的工作，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通過大規模的“外調”，基本查清了黨和國家機關以及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歷史疑點，使許多人得到解托。

新國家對社會情況的調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階級。為了加速向社會主義過渡，實現“一化三改造”，執政黨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階級，強化階級鬥爭的方針，然而這並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視為是黨的依靠對象，對工人也得進行“階級分析”，換言之，作為個體的工人並不就屬於“工人階級”，在工人中也需落實“階級路線”。

50年代初中期，開展了對全國職工狀況調查，各級黨組織對所屬企業的工人的歷史狀況進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歷史情況，具體辦法是：1、讓工人填寫登記表；2、由單位黨委與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將派出所掌握的資料添入登記表；3、由單位進行進一步審查，北京石景山鋼鐵廠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歷史問題或成分覆雜者582人。據全國總工會1953年對上海私營工廠工人狀況的調查，“過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來。大隆機器廠工人不願聽共產主義的道理；大滬制鐵廠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賭”，“有不少工人還討了小老婆”，“有些廠的工人還和資本家結成‘統一戰線’，欺騙政府”。萍鄉煤礦1萬職工中有1200人被認為“不純”，其中工人有903人；1955年初，鞍山鋼鐵公司有5萬職工，其中“不純”分子有5000人，占職工總數的10%.

“排隊摸底”不僅限於調查工人中的“不純分子”，它也包括對工人的思想狀態進行分類排隊，即區分出工人中的先進層、中間層和落後層。一般而言，“先進工人”多指老工人，對老工人也要根據他的“階級意識”與現實表現來判斷他是否“先進”。萍鄉煤礦工人解放後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達到10%以上，這樣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認為是“落後”工人。如果老工人註意獎金、工資一類，則會被認為是“經濟主義思想嚴重”，“思想覺悟不高”，也不會被劃入“先進”工人行列。

“落後工人”則指青年工人，所謂“落後”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響。

對於工人中的政治歷史和思想背景的差異，黨的領導層十分了解，鄧小平在1957年的整風報告中說，占65%的新工人中，農民、學生、城市貧民出身占一半以上，還有3%新工人是地、富、資產階級、偽軍警和遊民分子，他提出，這些人的的剝削階級意識和壞習氣尚未得到應有的改造。然而從總體上看，新國家對工人是比較寬大的。1957年9月中央發出文件，規定在工人中不劃右派，只進行“先進”，“中間”，“落後”的分類，不作左、中、右的劃分，對技術人員和科室以上的幹部可以劃“右派”。

50年代新國家對社會成員的“排隊模底”的重點是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這和當時領導層的認識是相聯系的，由於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和舊中國有較深的歷史和思想聯系，他們被順理成章地視為是有待進一步加強改造的社會群體。對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對摸底”，就是對他們進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細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極右”的政治劃分，然後依據不同情況，給予區別對待。這是一項全國性的行動，一直深入到縣和縣以下的城鎮的小學教員這一級。廣東省的和平縣在建國初是一個人口不到三十萬的小縣，也在小學教員中進行“左”、“中”、“右”的排隊。

對於如何幫助、教育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細密的規定。在“肅反”運動中，1955年8月25日，中央指示，對技術專家，應列出“少數確有學問和技術並有資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單報送中央審查，“對他們中組織學習，不放到群眾中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