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8日上午，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北京大學出席舊作《如何寫學術論文》新增訂簡體版新書發表會，並以“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卻必須有共同的語言”為題發表談話。宋楚瑜強調：“真正的世界語言不是英文，而是嚴謹的論證與邏輯。”希望兩岸年輕人能夠反思中國思想中的“仁德”與“均富”思想，發揚“中國特色的仁均王道”，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大夢（Macro-Dream），更能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小夢成真（Micro-Dreams）。

 朱善璐書記、王恩哥校長、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能夠有機會獲得北京大學的青睞，將多年前的拙著《如何寫學術論文？》，重新修正付梓出版，並邀請楚瑜來到這所百年來、引領中國風潮的學術殿堂北京大學，在此舉辦個人的新書發表會。

 這是一本治學基礎的書，是我三十年前剛從美國回到台灣時的著作，我想在此談談當年寫這本書的一些心路歷程。

 當時的台灣剛開始走向富裕和開放，出口導向的經濟讓台灣逐漸與世界接軌，在社會上也出現不同的聲音，各種思想、理論開始沖撞，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尤其在社會科學界，由於無法像自然科學一樣以實驗印證假設，所以很多爭論最後常流於意氣之爭。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背後想傳達的概念是：“真正的世界語言不是英文，而是嚴謹的論證與邏輯。”當時我擔任蔣經國先生的秘書，為了不與學術脫節，依規定在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各兼一門課、一個禮拜四小時，發現有些同學，書念得很多，但表達上卻過於龐雜，很容易落入“吊書袋”的陷阱，於是我想，是否可以將我在美國所學的一些方法論與寫作論文的規範，引到台灣來，讓台灣的學生寫作論文時有所依循？！

 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很受歡迎，幾年中一連三版九刷，而我必須坦白向諸位報告，我更高興的是能補充新的註釋，修正後由北京大學出版。

 Indeed，北京大學是中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成為與北大密切相關的詞匯。在中國近代史上，北大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楚瑜說這段話，不是要恭維北大，而是想到當年“北大人”要救亡圖存、要愛國、要求進步，就找到“德先生”和“賽先生”。

 我認為其實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骨子裏就是反思傳統文化、探索強國之道，這不就和“如何寫學術論文”相類似嗎？！質言之，就是How to do it and for whom? And by whom？（如何做？為誰而做？）當年“五四”運動時，提出的答案是“民主”與“科學”。

 所謂“科學”，就是要“可以驗證”、“可以覆制”，每個人都可以提出一堆假設，就像胡適先生說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窮理致知，需要的都是這樣一套嚴謹的邏輯系統、論證過程、與可被驗證的方法論。只有共通的邏輯與嚴謹的表達方式，才能獲得認同。所以，賽先生就是發現問題、尋找答案。

 毛主席說得好：“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當大家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達到相同的調研結果，這套方法就是一套“共同的語言”。寫論文是如此，做科學實驗是如此，探討社會與政治問題也應是如此；所以對一個現代的文明人來說，科學不僅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態度，當我們都有這套嚴謹的方法和邏輯思維，我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

 我們和任何人溝通，不論是哪國人或說哪國話，都可以氣婉而理直。這就是當年我出這本書的動機，現在到“北大”——這個“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能再將此書修正出版，真是深感榮幸（快慰平生）。

 而當大家都有了這種共同的邏輯語言，任何的個人、團體、企業、甚至國家社會，才能逐漸消除“大哥永遠是對的”、“會吵的孩子有糖吃”、“一言不合，拳腳相向”的文明落後現象，才能讓社會上不同的聲音，有個共同的溝通語言，讓真理愈辯愈明，讓社會愈研究愈進步。

 我常說，歐洲人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不是發明蒸汽機與發現新大陸，而是人權與自由的概念；美國人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不是打贏希特勒和發明計算機，而是平等的概念，也就是“人生而平等”，所追求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這是西方“民主”的精髓。那中國人呢？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民主”和“市場經濟”反不如中國人的“仁（愛）”與“均（富）”這兩個字，更會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流行的普世價值。

 什麽叫“仁”？我的體會：“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前我們都把“仁”在英文中譯為“benevolence”；在台灣，現在不少人常將“仁”解釋為“同理心”，英文中沒有相對應的字，勉強譯為“empathy”、“empathetic”。

 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中，“仁”的概念貫穿了佛家的悲天憫人，儒家的人倫相處之道、孝悌忠信，禮運大同篇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的“斧斤以時入林”、“不可竭澤而漁”及道家的善政無為、天人合一等概念，講的都是節用愛人，仁心及於天地，與現代人所說的社會福利與環保概念不謀而合。因此，政治上、中國人講行仁政、仁民愛物，社會上講人倫，行醫的人講“仁心仁術”，仁，就是整個社會的黏著劑與潤滑劑，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人與自然間的和諧相處，民族與民族之間和平共存。

 因為有了愛人之心、惻隱之心、同理之心，所以在經濟上，中國人講求“均富”。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西方“民主”贏者全拿，財團運用“財”去影響立法，以錢換權、以權去謀取更多的錢，這也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走上偏差；結果，世界產生最嚴重的根本問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中國因為有“均富”、“藏富於民”的思維及傳統，所以中國比起其它國家，更早在發展階段中註意到這個問題，並且著手改進。

 就像大陸主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似的概念，在蔣經國先生時代，便在台灣實施過。蔣經國先生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時，人均只有482美元，到1988年經國先生過世，人均已達5829美元，16年間成長了11倍。在這十六年主政期間，台灣最高所得前五分之一的家庭，與最低所得後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差距一直保持在4.5倍左右的水平。可惜的是，後任執政者並沒有繼續堅持他的政策。

 百年前在這個地方，五四運動揭開了“德先生”與“賽先生”救中國的序幕，而今天，中國將要迎向世界舞台，實現偉大的中國夢，依據的核心概念，不是利己、而是推己及人、計利應計天下利；昨天、2014年5月7日，習總書記表示，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眾的接觸面，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拉進心理距離；習總書記又說，我們真誠希望台灣社會安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台灣同胞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

 這就是“仁民愛物”！“仁”與“均”這兩樣歐美列強所缺乏、而在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概念，而且剛好對應上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缺憾，為人類提供了解決的方向。

 各位同學，今年是甲午年，所有中國人都不會忘記120年前慘痛的教訓與恥辱，但就像2009年我去遼寧沈陽參觀918紀念館時的題字，面對過去、面對強權，我們需要的態度是：“生氣不如爭氣，自強而不自滿。”200年來，很多中國人生氣、甚至喪氣，但國家要前進，需要的是爭氣、而不是生氣的年輕人。有爭氣的中國年輕人，才有未來揚眉吐氣的中國；有爭氣的中國人、才有爭氣的中國。

 各位好朋友，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更是愛吃辣椒的湖南人。我們有不同的生活環境，但我們有共同的血源，更有相同的文化涵養；可能在許多事上，我們有不同的意見與聲音，卻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正如整個中華民族要迎向世界、實現中國夢時，我們不會以冷戰時代的敵我矛盾概念，將一切非我族類視為敵人，而會以“仁”與“均”的宏觀文明，“中華價值（China Value）”透過嚴謹與邏輯的溝通語言，與強調分享、共享、分工合作的新時代世界潮流接軌，從心理上、思想上，引發全世界的共鳴，讓全人類對中國人、中國社會、與中國文明，刮目相看。

 各位好朋友，我衷心期望，未來的中國，不但能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能推廣“中國特色的仁均王道”，讓兩岸一家親，共圓中華夢，讓兩岸人民，尤其是兩岸的年輕人，能夠一起擁有無限寬廣的未來！這個夢不只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大夢（Macro-Dream），更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小夢成真（Micro-Dreams），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對諸位的未來也充滿期待和祝福！

 謝謝各位！

 來源：自立晚報（收藏自2014-05-14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