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北大講壇跟大家談一些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問題。當然，這些我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可能朋友們會認為某些問題有些迷誤，有些眼障，甚至有些誤區，都可以再討論。

我講的題目是《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題目本身似乎就是個“問題”。“東方”已經在那兒，誰去發現？發現什麼？怎樣發現？“文化輸出”，我們有這個能力嗎？有這個必要性嗎？我有時想，這個時代比較奇怪，奇怪在於人們從八十年代的“詩歌時代”——充滿了激情、意識形態以及烏托邦的時代，走向了“小說時代”。小說是虛構的，等到虛構不合時宜，再往前發展就到了“散文時代”，於是寫“我的貓”、“我的狗”、“我的鼻涕”、“我的眼淚”之類，非常務實而世俗化。這個時代越是超越性的，越是烏托邦的，就越是不合法。散文時代時間不長，又轉入了“傳記時代”，滿書鋪裏面都是這樣或那樣的傳記。傳記時代以後是“新聞時代”——人們從沈重的思想和超越性的文字中解脫出來，於是有人說：“我看見美國打薩達姆的時候，好像是所有美國電影裏最好看的鏡頭。”可是他們忘了，如果這些洲際導彈掉在自己頭上就不一樣了。新聞的閱讀已經逸出了思想，喪失了精神內在性。於是世俗法則變成了這樣：人們不是思的太多，行動太少，而是人們行動太多，思的太散太異。“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當這變成當代信息價值倫理的時候，人們就不斷去尋求人是怎麼咬狗的。於是花邊新聞層出不窮，使得整個民族在思辨倫理和思想層次上慢慢後退。今天的原創性思考變得非常可疑，看看今天都有什麼新聞，追新、求新、逐新，取代了對歷史和自身的認識和反省。所以，我今天的講演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發言”，也是一個可能悲觀大於樂觀的發言。

一、為什麼要提出發現東方的命題

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我們這個民族是產生了老子、孔子、莊子的民族，而今天似乎再也不能產生“新諸子”了。那產生的是什麼呢？是“小男人”和“小女人”。我覺得原創性的思想，哪怕是有誤區、有謬誤的思想，在今天也變得非常可貴。
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過去一直是保持多元寬松精神，對第三世界民族持一種很友好的態度，但最近一次的發言卻表現出無可奈何的西方中心感。這種無可奈何有兩個原因：第一，多元的現代性是不可能的。西方有西方的現代性，中國有中國的現代性，日本、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現代性這種理想情形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一個現代性，那就是西方霸權式的現代性。而且他有一種說法，全球化的結果是什麼？它可能的結果是全球殖民化。這種說法令人吃驚。一個在海外生活多年的華人學者也提出一種看法，他說我是一個中國母語論者，中國是漢字單字最多，歷史也最長，到今天是五千年，還有人認為從最初的形態開始已經有六千余年。問題是按照現代性的一元化模式，按照後殖民化的本質模式來看，全球化最終卻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英語。只有一種文化，就是美國文化。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能像現在這樣輕松了。這種說法同樣令人吃驚。

問題不僅僅在於西方人怎麼看，還在於東方人自己怎麼做。韓國在幾年以前提出一個有問題的命題，說造紙術是韓國人發明的。他們拿出一張紙，經過測試之後，這張紙確實比蔡倫提前二百年。人類是相信科學的，如果確實這樣的話，中國的“四大發明”就變成了三大發明。同樣還有一種說法，說活字印刷是韓國人發明的。其實這並不新鮮，若幹年之前就有一寫說法，說德國有一位發明家約翰·古登堡在1450年發明了活字印刷。我們知道活字印刷的真正發明者是畢昇（1040年），他比這位德國人要早400多年。那麼活字印刷是不是韓國人造的呢？是不是中國的四大發明變成了兩大發明了呢？值得我們思考。

更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老外不與我們比軍事、經濟、科技，卻要跟我們比我們自己看不起眼的文化？為什麼我們自己都不重視的東西，他們這麼重視呢？這說明了什麼呢？文化在未來社會到底重要不重要呢？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日本一個考古學家，不斷地往地下埋東西，最初的時候大家不明就裏，以為他要出新。於是他把一些距今一千多年、兩千多年大概是相當於中國先秦時期的東西不斷地往地下埋。屢屢得手，大名遠揚。一位科學家願意拿自己的聲譽和學術生命就開玩笑，他想做什麼呢？最後一次他把距今2600年前，已經是春秋時期的東西埋在地下，被一位法國科學家發現。經過紅外線攝像儀照射，召開新聞發布會曝光。在挖出文物的時候，大家都大跌眼鏡。他想證明的是日本文化沒有受中國影響。我們都知道漢唐時代，中國對日本影響非常之大。他把年代推到2600年前，你還能說我們影響了他們嗎？西方人如此妖魔化中國，東方國家也一樣。

我想問一個問題，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發現了近東是西方文明資源的來源。發現中東是他們今天石油的來源，但是他們不去發現遠東，因為遠東的日本已經脫亞入歐，遠東的中國不知道由誰來發現。於是問題就變得非常尖銳了，這個問題在西方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中國也一樣。那就是中國不能變成一個完全富足的國家，因為它的經濟和政治。中國經濟發展得越來越快，對於西方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麻煩。於是在十幾年前出現了對中國新策略——“七國論”。因為按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說法，中國將在四十年後超過追上或者趕上美國，這使西方很不安。西方采取“七國論”，先是港獨，“九七”以後港獨不成功了。接著宣揚台獨、藏獨、疆獨、蒙獨、韓獨（朝鮮已經打出鮮明的旗號，要資本主義化，而且在邊貿已經開始了比深圳還要厲害的特殊關口）。中國的現代化變得非常麻煩，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造成這一局勢除了政治、經濟原因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文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今天我們沒有漢字，我們很難說中國多民族是一個統一國家。香港一位著名學者說，香港是第三個國度，原因何在呢？他說他們的語言是廣東話，與大陸的語言不一樣。而我們自己也在自毀長城——長期以來我們不斷地要廢除漢字，起碼要拼音化，拼音化其實就是廢除漢字。三四十年代，錢玄同提出過；七八十年代，高層領導人提出過。我們簡化漢字一共四次，最後幾乎都很滑稽。設想一下，如果我現在用拼音讀一句古文，我看沒幾個人可以聽懂。它不是被電腦時代取代的，而是廢除漢字取代的。如果一旦廢除漢字30至60年，中國汗牛充棟的善本古書《十三經》《二十五史》將毀於一旦。上海人發上海人的音，廣東人發廣東人的音，福建人發福建人的音，我們還能聽懂嗎？語言的內在肌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同意日本提出亞洲是“筷子文化”，而堅持認為亞洲是“漢字文化”。如果是筷子文化，那可以改變習慣，用叉子就行了，可是漢字的思維邏輯進入文化精神是不能隨便更替的。我們今天做文化的事情並不是不重要，但很多人都認為做文化還有什麼意思呢？趕緊做新聞，使得今天新聞傳播學院要比中文系考分高得多，而且去向要好得多。原因就在於從“詩意時代”進入了“新聞時代”。但是新聞時代不是人類的終結，也不是人類的高峰，它只能是人類過渡時期的一個平面化時代。終結這個時代的將會是一批新的思想家，一批新的為中國文化覆興努力的人文工作者。

西方人還是不放松，《華爾街導報》有一篇文章說，中國是“花架子”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完滿的、和諧的。它的上半身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指的是上海、深圳、北京，也可以包括廣州和西安；下半身卻穿著破褲子和草鞋，那就是西部。於是當人們將目光投向廣袤的西部，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沒有馬兒跑，馬兒下面還沒有青草，下面都是汙染。如果中國下面可以穿上西褲和皮鞋，那才是完整的中國。完整的美好的中國形象，需要我們一代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