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為什麼在新世紀要提出發現東方？

許多人會問，“東方”不就在那嘛！但是“東方”已經被妖魔化了。中國不就在那嘛！但是中國已經被誤讀了。“妖魔化”這個詞聽起來比較可怕，其實就是不正確的理解，憑自己想象出發的闡釋。比如我的一個博士生同我去內蒙參加學術會議，問我：您想內蒙的呼和浩特是什麼樣子？我就說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學生說不對，實際上呼和浩特跟北京已經很接近。西方人也說，中國的昆侖飯店與他們的相比一點都不差，他們還認為中國還停留在李小龍時代而且梳著辮子呢！你想全世界不可能有很多人到中國旅遊，誤解是必然的。如果不需要“重新發現”中國文化魅力的話，中國文化在全球化中就有可能變得疏離而不太重要。但是“發現”談何容易！人類文明都需要反思和批評，我們接受西方對中國文化適當的批評，但是也不應該過於美化西方文化，更不能美化日本文化。日本有部電影，說一個母親已經蒼老，她的兒子在風雪交加的夜晚，把她背到山上，說您在這自己慢慢死吧！如果這種文化也值得讚同的話，我認為是非常可悲的。

同樣，很多人認為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高，那是一個吃飯和讀書都不要錢的地方，中國有這個能力嗎？其實，西方國家也曾經是王權和血腥專制。如英國圈地運動時期，廣大農民喪失了土地，紛紛湧進了城市，城市卻出台了懲辦貧民的法律——“血腥立法”。抓到一個乞丐，第一次鞭打，第二次割掉半個耳朵，第三次死刑。亨利七世時期英國絞死的流浪者有七萬兩千人，你還覺得這樣可愛嗎？在十六世紀的時候，英國官方對很多海盜、冒險家、航海家關系密切。有一艘巨大的海盜船，英國女王曾經登上這艘海盜船，封一名海盜為爵士並且命令將這艘船永遠保存。可見英國女王是多麼鼓勵開拓海疆到外面去掠奪。而中國此時卻是閉關鎖國，封海封岸，自然就慢慢地落後下來。

新世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位思想家提出“發現東方”，只有我們自己提出這一理念。但是“發現”的困難接踵而至——中國傳統的制度層面、意識形態層面、學術研究方式層面都不再具有合法性。比如制度層面上，今天還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嗎？今天的學術方式已經變了，所以王國維錢鐘書也許跟我們開了個玩笑。王國維很早就采用現代西方論文方式寫《紅樓夢研究》，盡管用的是文言文，他開辟了中國現代論文的新模式。再也不是“子曰：……”，而是邏輯命題開始。這與他翻譯康德、叔本華、尼采的文章有關系。錢鐘書寫《管錐篇》，用了中國傳統的詩話、典故、隨筆式寫法，今天還有誰敢用這種方法寫博士論文？也就是說，今天西方的學術制度已經神經化了，已經固化在我們每一個博士生、每一個博導的心裏，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合法。錢鐘書《管錐篇》的寫法是中國學術表達最後的驚鴻一瞥。既然制度層面、文化層面、語言層面都不合法的時候，中國如何可以被“發現”呢？“發現”什麼呢？其實神秘的東方已經被解魅。今天的文章內容、註釋、關鍵詞已經很規範，可是讀起來不美，當代文章大多是求真，而不是求美。

此外，今天的學者思考的問題已經與時代關系不大。有人曾經反駁說，跟時代關系大有什麼用呢？但孔子之所以為思想家，就是因為他思考的許多問題都是與時代相連的。王國維的學術底線是什麼？為什麼他在二十幾歲時要痛苦地學日語。我讀了王國維的日記和書信，大量的文字都是說他學日語的痛苦。他翻譯了尼采、叔本華，就是要喚起民眾與西方的接觸。當晚清結束之後，他去了日本，又開始研究甲骨文。為什麼呢？因為一批法國、日本學者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開始研究，他不甘落後要為中國文化尋找原始的文字編碼。後來他又研究敦煌學，就是因為敦煌壁畫被大量地搬到海外博物館，他很心疼。最後他研究蒙古史，他已經註意到蒙古將在那個時候分裂，告訴晚清的遺老遺少大清的江山不可分割，最後外蒙古還是被分走了。可以說王國維做的學問，盡管從早期到晚期人們說他是美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史學家，是註重他分類的意義，沒有看中他在歷史演進中的發生學和考古學上的意義。反思一下自己，我們今天說的“打通”或“跨學科”等問題是很多的。因此，中國要提出“發現東方”，是因為我們文化與西方相比，在近二百年變成了次等文化，變成了一種可以低視的文化，需要“重新發現”。

我們要重新發現中國，“發現”什麼呢？一是創造生成自己的關鍵詞。二是從審視傳統到審視自己。過去我們一味地審判自己的父親，“五四”為最，覺得父親很多地方都錯了。所以有一個行為藝術家，前不久獲了美國的最高藝術獎，跟著魯迅學習——魯迅晚上睡不著讀書，讀出兩個字“吃人”。他也晚上睡不著，讀魯迅讀出兩個字也是“吃人”，但是吃法不一樣。他把漢字改了，比如“王”字，他加一個食字旁，“岳”加一個金屬旁，所有的漢字都加上不同偏旁而變成誰都不認識的“字”，將無數這樣的“字”刻起巨大的書頁，稱之為“析世鑒”。他這樣來讀中國的史書，發現全不認識，這震撼了西方。近年來他搞“英文書法”，說“王”字是英文四個“I”構成的，他這樣解析中國所有的漢字之後，自認為破解了中國所有漢字的密碼，西方人特別願意花大價錢學習，因為他們“誤讀”了中國古老的漢字是由西方26個字母構成的。這樣的“闡釋”中國，發現東方，是否合適呢？我是很憂慮的，我們不是要審判我們的父親，當務之急是審判我們自己，應該看看自己哪些地方有問題。結果是回到五四以來討論了近一百年的問題：應該全盤西化，還是半盤西化，還是本土化。

今天的中國全盤西化明顯占了上風。我想舉一個例子，在國外有一個電視辯論會。甲方是東方人，大部分是女性；乙方是歐美人，大部分是男性；丙方是孩子們。甲方說，我們確實想全盤西化，連老公都是西方人。但是西化不了，當你要表達最隱秘的情感時，用英語、法語或者日語就表達不出來了，說出來就變味了。乙方認為東方人有很多不好的習慣，吃蒜，撒謊，好可怕。最後輪到了作為混血兒的孩子們說：我不知道我的國家是哪，不知道我的母語是什麼，不知道我的父母將來是否會離婚，我將來要信仰什麼。這個關於全盤西化、半盤西化、本土化的爭論，值得關註。一個朋友跟我說，這不怕，混血兒經過八輩子的混血不就全盤西化了嗎？這個想法不錯，我見過一個老太太，她告訴我她有十六分之一的德國血統。但是問題是他們哪怕只有十六分之一的中國血統，仍然會有“尋根”的沖動。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人到了西方，學會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沒有像玄奘一樣經過八十一難，從西方拿回真正的東西。玄奘是從中國到印度再回到中國的遠行者，而且堅定不移地回來，今天大家卻是要堅定不移地擠出國門。我認為，全盤西化、半盤西化還是本土化都是個人的選擇，每個人只能對自己負責。

四 如何在文化拿來中堅持文化輸出

一個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bier）的傳教士，在1552年12月病死在廣東的上川島，他在澳門外徘徊了好幾年沒能進來。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當時既是可以制約遠東的經濟要塞，也是宗教傳播的地區。他最大的理想是把天主教傳入中國，最好是連皇帝都信教，但是發現在中國儒教特別深入人心，所以他至死都沒有完成自己的理想。

後來的傳教士是大家都熟悉的利瑪竇，沙勿略的“文化適應”策略對他影響很大，他進入中國之後學習中文和中國的傳統禮儀，甚至翻譯《聖經》的時候用了很多儒教的詞匯，靠學習東方成功地推進西學。中國不能被動的等待，我們難道要等待西方學者發現漢語的精髓之後才能滿足自大的心嗎？目前，西方的老漢學家宇文所安認為，中國的詩從北島以後已經沒有意思了，因為已經全盤西化了，北島的詩可以不加任何解釋地翻譯成西文，但是《文心雕龍》、唐詩和宋詞詩肯定不行。因此，日本人總是認為只有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才是完美的中國。新的一批漢學家也在呼籲闡釋中國。但是我的看法是，這些漢語學家都不能為中國來闡釋中國，只能靠我們自己。

這裏涉及的問題是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從1900年到2000年，中國翻譯西學的書估計不下將近十萬，文史哲政經法，還包括數理化。但是西方翻譯中國的書卻非常少。巨大的文化赤字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這種巨大的文化赤字在新世紀還要繼續呢？可能是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思考，中國的文化是不是要在網絡時代失去合法性？我曾經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發言，當我提到中國需要文化輸出時，一位教授站起來反駁我，說王教授提出文化輸出，中國已經沒有什麼可輸出了。我真的為他而無地自容，一位教授居然說中國一無所有。後來我看看自己——自己頭上理的發是西式的，西裝領帶是西式的，說的英文是西式的，看的書也是西式的。確實，中國還剩什麼呢？我們想一想，當我們把漢字廢除後，當我們把中國的許多習俗廢除後，當您跟父親吃飯都是AA制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全盤西化了。但是這些之外，我覺得中國還是有東西的，中國的東西在於要去“發現”。中國的文化一定要輸出，如果不輸出，文化的誤解，文化的妖魔化是必然的。在我看，面對西方和東方有四種姿態：仰視、平視、俯視，　還有歧視。我們只能平視。但是問題在於你想平視，別人卻不願意，你想輸出別人卻不願意接受。他們會說，你的輸出與我們的漢學有什麼區別呢？我認為漢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如美國有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先生，二者之間的區別就在於觀察的視角不同。西方人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待中國的，而文化輸出是中國學者從本土視角出發加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