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沈志華教授相繼出版了《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冷戰的再轉型：中蘇分裂》、《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等多部著作。其歷史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運用大量的文獻和檔案資料。 

最近，筆者的文集《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出版了。作為歷史研究的成果，這裏有必要討論一下這本文集所使用的文獻和史料。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廣泛引用已出版的檔案文獻 

從目前檔案管理制度看，在一定時段，一般學者是無法進入中央檔案館的，因此也就很難通過查閱和疏理高層檔案文件，特別是各種會議記錄，了解中共的決策過程。不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研究機構編輯出版了大量文獻及年譜、大事記等史料集，其來源主要是中央檔案館。這是研究共和國歷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料。筆者在引用這些文獻時註意到以下幾點：一是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文獻中，註釋特別重要，其中使用了大量檔案資料，極有價值。有的文獻本身只有幾個字，註釋卻長達幾頁。二是不少文獻在發表前進行過修改，在編輯時又做了刪節，有的有說明，有的沒有說明，稍不小心就可能誤入歧途。因此，筆者盡量找到原始文件進行比較。三是在引用重要文獻時，需要對比不同時期出版的不同版本，因其中不僅註釋，甚至正文都可能有差別。四是筆者能夠看到的中共文獻並不完全，需要時必得靠其他史料補充之。

◆盡量挖掘地方檔案館的有用資料 

過去，學者對檔案開放政策多有抱怨，感到難以進行歷史研究，目前情況已經有所改觀。例如，有外交部檔案館引領，部委一級的檔案正在考慮解密。特別是近幾年，各省市檔案館均已開放，原則上可以任研究者查閱。地方檔案內容極其豐富，涉及社會生活各方各面、各行各業，雖缺乏中央決策的內容，但是從中央與地方、高層與基層互動的角度觀察，對於決策的結果及執行情況，卻有十分詳細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各級黨政機構貫徹中央決策的方式和辦法，社會基層對國家各項政策方針的反應，不同群體在歷次運動中的表現，在這裏是應有盡有。只要研究者肯花時間，肯下功夫，就能夠觀察到整個社會乃至每個細胞的動向。

◆轉引過去公開的和內部的報刊資料 

轉引當年報刊雜志資料的重要作用無需贅言，筆者在疏理史料時就是逐日對照《人民日報》，從而解決了大量問題。這裏主要談一個極有史料價值的內部刊物——新華社《參考消息》編輯部編輯發行的《內部參考》。這個刊物當年是僅供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的，其中報道的國內外重要新聞，一般都是公開報紙甚至《參考消息》上都不予刊載的。

除了對國外情況的報道外，《內部參考》還大量刊登了國內各地區的民情，既有各級黨政軍和社會團體的工作情況，也有社會各階層情緒和反應。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前，這個刊物提供的信息不僅數量極大，而且內容真實，是了解社會基層活動的絕佳材料。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所幸《內部參考》現在已經成為史料，在海外一些圖書館或資料室都有收藏，並可以大量覆印。

◆謹慎使用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目前，中國出版的大量回憶錄以及作者對當事人的采訪記錄，是當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在歷史研究中，需要研究者本人找到對歷史的感覺，而歷史事件發生時的場景、氣氛和當事人的感受，卻往往無法見諸於檔案文獻的白紙黑字。所以，這種感覺在呆板的檔案文獻中是很難找到的，這就需要依賴當事人的敘述進行彌補。過去曾有一段時間裏，有些重要會議，包括政治局會議，一般是不允許做記錄的，但有的與會者因為工作需要有時可以做個人記錄。這些材料也是查閱檔案無法替代的——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吳冷西的回憶錄。但是，回憶和口述史料也有一個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時間久遠，記憶模糊，或受到個人情感和立場的幹擾，當事人所述情況是不準確的，甚至是錯誤的。有些人寫回憶錄，有條件核對檔案記載，又具平常心態，這比較讓人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是單憑自己的記憶或好惡，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用時特別謹慎，辦法就是盡量與相關的文獻史料進行比較和鑒別。

◆充分利用俄國解密的檔案文件 

近年來，俄國檔案解密和利用的情況已眾所周知，其重要性對於研究20世紀50-60年代中國的歷史尤其值得註意。這不僅在於中國此期間的發展與蘇聯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受蘇聯影響甚大，而且在於中國檔案資料的缺憾往往可以從俄國檔案中得到彌補。且不說斯大林在世時，中蘇兩黨會談時，不許中方當場做記錄，就是後來有了記錄，中國目前公布的也是極少數。例如，在筆者收集的俄國檔案中，有關1949-1952年劉少奇的談話記錄和電報共17件，而目前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4卷本，只收入了2-3件。再有，對比中蘇雙方的記錄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時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大量使用俄國檔案研究中國史，或許也可以看做筆者在史料引用方面的特點之一。（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 北京日報（愛思想網站 2013-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