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感情，無不出於愛憎。憎必傷人，也自傷；愛太切太過，對人也莫不有害，且易折。零度寫作，就是以第三者的立場冷眼旁觀愛憎兩種，冷眼旁觀萬千世界種種，而後能不偏不倚，不躁不急，心平氣和，以臻寫作化境。 在零度寫作者的眼裏筆下，無論愛憎美醜，都成一審美客觀對象，寫作者與他寄托或生發感情的對象之間的關係，猶如高超的匠人之於金銀胚胎。零度寫作將熾熱的感情凝澱下來，看似冷靜淡漠，實是將愛升華到了大愛，感情通過文字表達得更深沈、細膩、熱烈、作品被賦予生命得以流傳。

中性客觀…

獨立品質…

“零度寫作”一詞源於法國後結構主義領袖人物羅蘭·巴特的一篇文章《寫作的零度》（1953）。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思潮的發展歷程中，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掀動了五十年代之後語言學革命的衣角，語言本體論、自律論，形式主義觀念應聲而至。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都從語言學革命中受益良多。《寫作的零度》正是在語言學革命深刻影響的背景中，發現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對傳統的形式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反撥。…

二，維柯的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

著名維柯專家彼得·瑞克曼（Peter Rickman）把維柯有關”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認識論原則，稱為”歷史理性批判的拱頂石”，另一著名維柯專家喬吉奧·塔格利亞科佐（Giorgio Tagliacozzo）則認為，維柯在哲學領域的新創造“其解放力，堪與物理學中的愛因斯坦革命相比美”，他“開創了一個哲學新時代，是新的更廣泛的哲學思維的奠基人”。…

維柯出生於那不勒斯一個小書商之家，自幼“對經院派的區分和爭論感到不耐煩”，憑博覽群書而自學成材，受聘擔任家庭教師和大學教授，一生清貧自守、默默無聞，卻完成了劃時代巨著《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普遍法》、《新科學》等，開啟出“用哲學反思歷史，用歷史確證哲學”的“新科學”（即“歷史哲學”）之路，這意味著“第一次成功解決了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即真實（普遍性）和確實（個別性）之間的統一”，換言之，維柯以深沈的歷史感與生命統一感，開辟了現代人文思想的康莊大道。

一，維柯毅然顛覆了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

筆者近期的學術反思與哲學寫作，即圍繞剖析“啟蒙獨斷主義的窠臼與陷阱”（曾在手機微信公號《清風廬》和《中國日報》中文網專欄連載）而展開，目前已獲得初步結論：

第一，  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主客割裂、二元對立觀念，深入西方文明靈魂，是《理想國》的獨裁主義、希臘城邦聯盟的殖民活動失敗，並自身陷入紊亂和解體的深層根源所在（詳見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專著）。

第二，  由於逐漸認識到主體意志（情欲）的強大，晚期希臘哲學轉向“以道德意志控制自身情欲”的主題，斯多亞學派（原意為“畫廊”）、懷疑派等賢哲輩出，可惜這一哲學運動，被希臘內戰以及馬其頓的征服所打斷；斯多亞哲學在古羅馬才結出碩果：馬可奧勒留《沈思錄》、愛比克泰德《哲學對話》、塞涅卡《書信集》、李維《羅馬建城史》等為代表。…

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鮮明地舉起“反啟蒙獨斷、反實證主義”偉大旗幟的歐洲賢哲，被尊為“第一個歷史哲學大師”的學者，是意大利人喬萬尼·巴蒂斯塔·維柯（1668-1744）。

維柯堅決反對笛卡兒等人倡導的主客對立、主體以“數理的確定性”宰制、割裂複雜而有機的萬物生命這一啟蒙獨斷主義的哲學前提，鮮明提出“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偉大哲學命題，被現當代學者尊為“愛因斯坦式革命”的發起人。…

蘇布爾的變化和達到階段，則等同于馬利坦的詩性體驗表達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蘇布爾認為心靈在不斷提升，對安拉秘密的認識不斷增多，并實現詩人與自我的分離。馬利坦則詳盡地解釋為：在舒張狀態下，詩性體驗在啟發性智性之光的照耀下被喚醒，它不斷伸展，不斷運動，將靈魂所獲得的所有昔日體驗和記憶珍品呈現出來，并釋放出一種含義或一種旋律，一種源泉狀態中的最初的旋律。馬利坦把這種既是想像性的、又是情感性的詩性直覺稱為“直覺的推進”或“動力的突發”。舒張階段給出的，有時是一陣風暴般的事物，有時是旋律般的東西，有時是言詞的迸發。…

三



蘇布爾和馬利坦在闡釋詩歌的創作過程時，都使用了神秘主義的語言，但是他們兩個誰也不是神秘主義者，只是借助了或認同于它的基本觀念。確切地說，他們都曾信仰宗教，與神秘主義有直接的關連。蘇布爾從小就對宗教抱有虔誠的情感，并有過蘇非靈修的初步體驗。信仰的虔誠引導他在大學期間參加了穆斯林兄弟會，并積極參與該會的宗教和反帝愛國活動。脫離宗教多年后，對人的全面思考引導他又重新審視宗教，將注意力集中到人從無真理、無生氣、令人厭倦的世界里的解脫，以及人精神的建設之上。1961年，他在有關人的文章中說，“人的解脫可賦予生活意義，而生命的意義在于人精神的崇高。”馬利坦像蘇布爾一樣都從小受到宗教的熏陶，后來經由新教改宗羅馬天主教。他曾潛心研讀中世紀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即聖徒托馬斯）的著作，對托馬斯主義作出重要貢獻。他于…

其三，表現在他運用這種非概念的智性活動，這種非理性的理性活動解釋詩的起源及其在詩性靈感中起的作用。馬利坦敘述詩歌創作的全過程時，運用了“詩性直覺”、“詩性認識”、“詩性經驗”幾個重要的概念。他認為，“詩性直覺本質上是一種智性的閃現”，“是智性的非概念生命幽深中的一種創造沖動”，所以它既是認識性的又是創造性的。這種創造性的直覺“是一種在認識中通過契合或通過（產生自精神的無意識中的）同一性對它的自我和事物的隱約把握”。“詩性認識是一種經由傾向和同一性的特定認識，是一種經由表達情感的同一性的認識。這種表達情感的同一性，本質上與精神的創造性有關，他傾向于在作品中表達自身。”它“以一種無意識或潛意識的方式自詩人的思想中產生，然后以一種感覺不到、然而又是強制性的和不可違背的方式出現在意識中，提示自己的存在，但并不表達它的存在。”而“詩性經驗”則是“浮現在精神前意識界限之上的一種隱約的、無法表達而動人的認識狀態”；“在智性中，來自靈魂的靈感成為來自概念的理性靈感，即詩性經驗。”…

在《親和之歌》一詩中，他通過描述失敗的經歷，強調愛于合一中的重要。沒有愛便不能犧牲自我、達到無我的境界。詩中表示，他在自我分離、獲得物象以及自我對詩的親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但是詩意并未來臨。于是詩人從自我中剝下一切生活的標誌，像一個朝覲者奔向至聖。詩人為詩歌筑起聖壇，可是他親愛的造訪者還是沒來。詩神不來讓他惱火，他推倒神壇，丟掉所有的東西，像出生時一絲不掛，不穿受戒的外袍。在漆黑的夜晚走向山谷，詢問先驅欲生者是否以愛的殉道者的名義死去。他曾在想像中埋葬過溫柔的心和僵死的體。他呼喚著：“愛人啊，折磨我的人兒／難道你那兒沒有追隨的禮物／我是順從聽話的仆人／若允許，我是你奧秘中的朋友／我的故事空前絕后／性情似杯中酒般柔和／能否賜與眷戀的凝視／我以愛來證實友情的親密／在你深邃的心里可有我的位置／為愛你，我打碎了／人的本性，不再返回”。…

第三階段是返回階段，即恢復到詩人的正常狀態。詩人經過前兩個階段，在看到出現在眼前的新世界，并找到表達新世界的象征圖畫后，便中斷了對話，開始作出判斷，運用他批評的敏感性，把握正確與錯誤。這時，第一自我（觀者的我）以他全部的意識，注視著能從對話的另兩方獲取的東西，對它進行加工。…

在分析詩歌的創作過程時，蘇布爾揭示出了藝術創作過程中蘇非精神的心理模式。他把詩歌創作分為涌起、變化達到和返回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詩的涌起（wārid，瓦立德）。據《蘇非術語辭典》的解釋，“瓦立德”一詞是動詞“來、到”的主動名詞。伊斯蘭蘇非大師在解釋這個詞時都用近義詞來描述。大蘇非諸奴·密斯里認為“真實的涌起，心兒有所動”。蘇非派長老庫薩伊里用了“閃視、閃光、光亮”三個詞來限定它。這三個詞代表了蘇非靈修最初階段的狀態。“閃現”是靈修者在心靈的黑暗里看見一絲稍縱即逝的亮光。“閃光”說明閃爍的亮光消失得不那麽快，可能還會出現幾次。“光亮”又進一步，閃光消失時留下一抹光亮。…

藝術創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的、精神的創造過程，歷代文論家對此從不同角度作過各種解釋，但從神秘主義的角度闡釋詩歌，及其創造過程的卻并不多見。我在從事《阿拉伯現代文學與神秘主義》的課題研究中，接觸到了埃及詩人薩拉哈·阿卜杜·蘇布爾和法國當代哲學家、文論家雅克·馬利坦對詩歌創作所作的神秘主義解釋。他們的解釋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它揭示出神秘主義與文學藝術的相通之處。我以為這一解釋是以歷代神秘主義者，和詩人的實踐為依據的，屬于經驗的總結，也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值得介紹。



一



薩拉哈·阿卜杜·蘇布爾…

4、在危機中打破界限，建立命運的共同體…

3、後疫情時代，知識的傳播應更加包容 

楊光：在疫情嚴重時期的緊急狀態下，各個國家采取的特殊防範措施，雖然打破了正常的社會秩序，限制了我們生活中的一些自由，但是為了整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和相互隔離，在社會整體層面恰恰是一種團結和互相尊重的表現。所以，社會正義和個體自由不應該完全是矛盾的關係，要把握好這種張力中的度。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國家所采取的緊急措施，在實行方面要明顯好於西方。人們會問，在後疫情時代，人類社會能否回歸之前的正常狀態？還是疫情期間的“例外狀態”會成為新常態？可以預見的是，在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以及接觸外界事物的方式都會發生改變。…

2、疫情讓我們更加珍惜公共空間

楊光：病毒狡猾多變還可以迅速傳播、蔓延，而科學家和病理學家們的應急反應，好像總是慢半拍，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導致了人們對科學的懷疑。其實在世界歷史上出現過的幾次大瘟疫面前，專業的醫學知識也經常束手無策。大面積的流行病菌與整體性的生態、自然環境的變化是相關的，這就要求一種覆蓋面更廣、涵蓋眾多維度的學科來應對。除了自然科學，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參與，形成一種宏大的、綜合性的生命科學和生命政治學。…

楊光：病毒基因序列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改變，所以與其預設病毒在變幻的表象後面，有一個不變的本質和實體，然後追問其是什麼，不如從對其結構變化的分析入手，分辨病毒的種類和不同的顯現和傳播方式。

莫蘭：病毒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生命體，因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復製自己的基因組，為此它需要一個宿主細胞。這樣看來，病毒像一種寄生蟲，是在宿主中活動的微小顆粒，沒有宿主它就不能移動和復製。科學家認為病毒的自身傳播是機械的，這個意義上像一種計算機病毒。…

1、病毒揭露了西方社會深處的等級結構

楊光：尊敬的莫蘭教授（Dermot Moran），您兩年前作為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主席，在北京主持了世界哲學大會，給中國哲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疫情期間，您在波士頓學院組織師生線上上課，同時也和許多哲學家一樣，對新冠病毒和疫情所引發的危機做出了哲學上的反思。2020年註定會成為歷史的節點，很榮幸有機會在“光明國際論壇對話”與您一起，從哲學的角度討論新冠病毒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

“當代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流表明，建構主義在從哲學向社會學的延伸中，逐漸舍棄了其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上的意義。……當建構主義思想被引入技術的社會學研究之後，便只剩下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對於這一點，許多學者也已指出，即技術具有可選擇性和社會建構性，對技術發展應采取相對主義或曰對稱性的分析方法”[9]。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其標誌是比克、休斯和平齊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