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寫作”一詞源於法國後結構主義領袖人物羅蘭·巴特的一篇文章《寫作的零度》（1953）。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思潮的發展歷程中，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掀動了五十年代之後語言學革命的衣角，語言本體論、自律論，形式主義觀念應聲而至。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都從語言學革命中受益良多。《寫作的零度》正是在語言學革命深刻影響的背景中，發現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對傳統的形式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和反撥。

索緒爾從符號中分析出所指與能指兩個維度，前者是概念、內涵，後者是音節（音響形象）、字詞、形式，如“某種動物”表示為“cat”這個音節。但通常，我們只把能指維度稱為（狹義的）符號。所指和能指的遇合完全是偶然性的，任意的，二者之間並無可以論證的必然聯系。這說明，所指與能指的聯系並非出自天然，而是人為賦予的結果，是一種約定俗成的作用，一種習慣用法。

所指與能指既無必然聯系，自然不能構成一種二元對立式的邏輯中心主義，能指並非所指的附屬物。相反，能指具有獨立的品質和自由權利，它可以完全遊離於所指之外。羅蘭·巴特在十八、九世紀的文學中，欣喜地發現了能指的這種獨立性和自由性。在此之前，古典寫作中的語言符號承載的是工具性職能，這種工具性功能要求使語言符號成為一個過程，而不是目的，因而它必須是透明、直接的。語言符號存在的必要性來自於對意義、情感、思想的表達或轉譯。然而，語言的發展和作家對語言的創造性使用，使得語言符號這一形式變的“不透明”了，它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流通方式，“文學形式發展了一種獨立於其機制和其和諧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種重量。”擺脫了附屬地位的語言和形式，獲得了自己的質地和分量，不再隱匿於意義之後，相反，它成為一個觀察和思考的對象，一個獨立的客體。

語言演變

語言、形式獨立性的發現，迫使人們不能繼續把字詞看成思想、內容的裝飾品。作為一個獨立客體——十九世紀以來，尤其是在今天的現代寫作中，字詞和語流走上前臺，通過自身的組合和交流激發起審美的愉悅或相反的感覺——這正是形式的意義所在。形式自身具有引發某種情感，激勵某種思考的意義生產機制，字詞的不同搭配，甚至僅僅由於不同語境的因素，就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豐富的意義來。單獨的或者連續的字詞，語流，它們構成一個封閉自足的整體，一套完整的記號。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說，作家也可以憑借字詞的這種運動，得以交流和表現某種情感、思想，對善的態度，對歷史的思考等等。

古典寫作同樣借助於字詞和語流，然而它秉持這樣一種觀念：字詞和語流因某種外在於它的意義而存在，隨著意義的表達，字詞和語流在前進之中相互淹沒，最終只剩下一個意義的內核，而字詞和語流已經隱匿不見。暫且不論形式自身的意義生產機制，如果說字詞背後的確存在某種意義，那麼首先也必須看到，正是字詞和語流的連續前進，意義、思想和情感才可以得以產生。“言語就是一種包含著更富精神性的構思的時間，在其中，‘思想’通過偶然出現的字詞而逐漸形成和確立。”語言行為造就了意義的果實，沒有語言行為，意義就無從產生。語言符號和某種意義的交遇，顯然不能不以語言符號的運動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