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維柯的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

著名維柯專家彼得·瑞克曼（Peter Rickman）把維柯有關”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認識論原則，稱為”歷史理性批判的拱頂石”，另一著名維柯專家喬吉奧·塔格利亞科佐（Giorgio Tagliacozzo）則認為，維柯在哲學領域的新創造“其解放力，堪與物理學中的愛因斯坦革命相比美”，他“開創了一個哲學新時代，是新的更廣泛的哲學思維的奠基人”。

維柯建造了一座雄偉瑰麗的“西斯廷教堂”——米開朗基羅在這座美麗教堂穹頂上，精美絕倫繪出的壁畫、宇宙創造的偉大史詩《上帝創造亞當》等藝術史和文明史上的驚人傑作，象征著近代早期文明的瑰麗日出，可惜被工業化的精神灰霾——啟蒙進步主義——徹底遮蔽了：與自然科學那種靠實驗室的有限技術獲得的、對外在自然的近似的、模糊的“科學認識”（實質為概然率的猜測而已，卡爾·波普在名著《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等名著中加以論析）根本不同，人類的“歷史認識”是透徹地、有機地認識、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創造，才是真理性的全面知識。

維柯深刻地指出：“當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時，最終都會認識到，實現這一目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未包含在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於，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於他自身之外。”

維柯一舉把西方哲學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的傳統——抗拒流變、探究真實本體（實則“木乃伊”情結在作祟，法國電影評論家巴贊妙喻之）這一有關虛幻本體的空想烏托邦傳統，在笛卡爾那里變本加厲為“自然科學確切可靠、歷史人文學科不可靠”的啟蒙-理性主義崇拜、理性-實證主義教條（現當代的學術科研體系依然固執於此），予以“愛因斯坦革命一般”的扭轉：

這個民族世界確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須在人類心智本身的變化中找到：如果誰創造了歷史，也就由誰來敘述歷史，這種歷史就是最確切可憑的了。……我們的新科學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創造出民族世界，這一科學（比幾何學）更為真實，因為它涉及人類的事務，比起點線面形來，更真實。……認識與創造是一回事。……以往哲學家們傾全力認識自然界，這個世界既然是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認識；同時，他們卻忽視了民族世界的思考，這個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那麽人類就能認識它。

維柯博大而深刻地揭開人類文明史（民族世界）的本源與奧秘：首先，從哲學認識論出發，維柯告訴我們，人類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歷史活動及其內在生命，這可變化的東西（歷史）才是可以真確完整認識的東西，因為人類全面參與其中；而固定不變的東西（自然、上帝、神、理念等等）卻是無從予以根本認識的，因為人不能創造（制造）出永恒不變的東西；唯其可變化，人類才能參與其中，猶如《中庸》所謂“參贊化育”；因此，人類的歷史認知、人文認知，比自然科學認識更加確定、可靠，也更加鮮活、親切、詩意，其間跳動著人類生命的溫熱脈搏。

其次，由於歷史是人類締造、構築自身生命的創造性活動，文明史的本真面貌，必在古今一貫的“人類心智”中，才能完整一貫地被辨認出來，其誕生、演化之謎，亦蘊涵在這種思想形態中，而非如近代西方史學主流那樣——揮舞著從自然科學那里借來的“手術刀”，憑著“啟蒙-實證-進步”的僵化標準，對活生生的歷史生命、人性真實，予以破碎化的切割、解剖。

中國近現代拙劣的歷史學家胡適、顧頡剛一度予以武斷批判的所謂“層累地造就的古史”，恰恰說明，在歷史哲學意義上，人類認知的合法性：每一代後來人，對前輩創造的“解讀”都是“層累地造成”，是後代人對前輩人的“創造性的理解”，這一“層累地造成”的“傳統”，正是歷史認識“確切可憑”的根本依據與合法性所在。後代學者，不能依憑某個虛幻的標準，譬如“進步”或“倒退”，來武斷地評判古人的創造，更不應貿然推翻古人依據“心靈的創造性認知”而“層累地”建構起來的歷史樣貌，進而奢望自己可以“去偽存真”、獲得“層累之外”的免疫性，如此勢必造成對文明傳統與文明認知的極大傷害——近代疑古、辨偽學派的迷誤，即源於此。

(原題《世上的一切系列隨筆之九十八——現代十哲之一，維柯反啟蒙獨斷：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見2016年08月09日《中國日報》中文網 /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