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要產生一種幻想：如果四十年前我們就懂得世界上還有旅遊事業，屬於無煙工業，不僅可以擴大眼界，陶冶性情，娛樂休息，而且還可以賺大錢。如果我們早就懂得它，還懂得怎麽愛惜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那末，我們就可以把古老的蘇州城好好地保護下來，加以整修，那就可以成為東方的明珠，每年的旅遊收入，很可能會超過目前有煙工業的出口創匯。然而，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三年，對於蘇州倒底如何發展還在那里進行激烈的爭辯。一種意見認為蘇州是個古老的文化城市，要全面保護，不能變；一種意見是蘇州人要吃飯，要就業，必須大力發展工業。折衷的意見是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分區分片，保護點和線。人們往往要諷剌中間路線，其實世界上最行得通的倒是折衷主義。…

偶爾去閑逛商場，並不是想實什麼，而是想見見世面，因為現在的商場一個比一個巨大，一個比一個豪華，不去看看也就少了點體驗。看著看著就覺得應該買點兒什麼了，否則的話就白白地享受了人家的燈光、空調和自動扶梯。買什麼呢……買雙鞋吧，腳上的一雙皮鞋已經穿了七、八年，它忍辱負重的時間夠長的了，也該讓它到該去的地方去。

自動扶梯把我送到了三樓，三樓是賣鞋的。

上得三樓一看，楞了，那賣鞋的鋪面足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鞋的陳列是從平面到立體，從女鞋到男鞋，童鞋還另有專櫃。我站在這個鞋的海洋前眼花繚亂，無從下手，再加上那營業員的態度特好，你剛在鞋櫃前一遲疑，她就笑容可掬地站在你的面前：“老先生，你看這雙……”…

近些年來，夢特別多。沒有美夢，沒有惡夢，更沒有桃色的夢；所有的夢幾乎都是些既模糊，又清晰，大都十分遙遠的記憶。生活好像是一部漫長的記錄片，白天在錄制和放映後半部，晚上卻在睡夢中從頭放起，好像一個攝影師在檢查他那即將攝制完成的樣片。

在那記錄片的開頭，在那些清晰而遙遠的記憶裏，天空是藍色的，大地是綠色的，一片柔和的綠藍使生命得以舒展。那大地的油綠是青青的麥苗，是柳樹的綠葉，是還青的春草，是抽芽的蘆葦……那好像是夢，我曾經躺在那鋪滿春草的田岸上，看那油綠的麥苗在藍天下閃光，在微風中起浪，聽那雲雀在雲端裏唧唧地歌唱。…

常言道：“人一走，茶就涼”。此語出自何處，不得而知，僅知流行於世已久，而且還會流行下去，因為有人從某種位置上一下來之後，就會領略到這句話的滋味。?

我自己也常常因此而發出感嘆：是啊，人走茶涼，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沒有意思。話聽熟了，感慨也發得多了，突然間產生了一種逆想：人走了如果茶不涼的話，誰來向茶杯裏續水？每個走了的人都要保留一杯茶，而且是杯熱茶，這茶館店就只能關門大吉了，新來的茶客坐在哪裏？老年間，茶館店裏倒是有個規矩，茶客臨時離開，可以把茶壺蓋翻過來，表示臨時出去一下，等歇還要回來。茶博士照樣向壺裏加水，那茶倒是不會涼的。不過，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走了還得回來，如果你走了就不回來，那茶杯當然要收掉，洗凈收好，恭候新客，這是事物的規律，老茶客們又何必悶悶不樂，怨張怪李。…

吸煙早就不是什麼時髦的事了，已經成了一種不良的嗜好，一種不文明的行為，幾乎是所有的公共場所都禁止吸煙，每年五月的最後一天還被定為世界無煙日。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吸煙好像是做賊似的。煙民們的聲譽如此地一落千丈，這在半個世紀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想當年，抽香煙的人都是時髦人，能在市面上走走的大人先生，常常是頭戴一頂禮帽，手拿一根拐杖，嘴咬一根煙嘴，煙嘴裏插著一枝燃燒著的香煙……哇，有派頭，是新潮人物！和現在的大款是一樣的。

抽香煙為什麼會被認為是時髦呢，因為那時的中國人都是抽旱煙，抽水煙。老農民窮得揭不開鍋，也有一根旱煙桿兒別在腰眼裏。…

每逢秋高氣爽時，便會想起那垂釣魚的樂趣。那幾年下放在工廠裏勞動，境遇不好，身體很好，暫且把過去忘卻，倒也有不少的快樂，其中的一樂便是和幾位老師傅們去釣魚。

那時候，出去釣魚是一件大事，就和現在出國是差不多的，幾天前就要開始準備。魚餌、魚具、吃的、喝的、草帽、雨衣，還有可以折疊的小板凳等等，樣樣都得備齊，全部都綁在一輛打足了氣的自行車上面。

三點鐘出門，街巷昏黯，闃無一人，車行如飛，到了城門口時，黑暗中便有幾輛自行車尾隨而來。放心，這不是歹徒，是釣友，早就約好了的。釣魚最好是有二、三人同行，一來是不會寂寞，二來是有個照應，三是相互幫助。一次，一位釣友釣上了一條十八斤重的大青魚，他挺著釣竿和那魚博鬥了一個多小時。魚沒有力氣了，肚皮朝天；人也沒有力氣了，躺在河岸下面。最後還是兩位釣友跳下河去，把魚捧了上來。…

一團火，一把劍，一個天真的孩子，這就是我所熟悉的方之。如今，火滅了，劍入鞘，天真的孩子回到了大地母親的懷抱，方之死了！

他不該死，不能死，也不應當死；即使每個人都免不了死，他也死得太早。他才四十九歲啊！難道不能讓他多活一個月嗎，讓他開完了第四次文代會再死，他心中有話積了二十多年，他想說，他要說，他想在四次文代會上說說，至於說了是有用還是無用，他是在所不計的。現在，他來不及說了，而且誰也不能用自己的思想去代替他的語言，方之的語言，鮮明準確，尖銳潑辣。

盡管這種語言並不如音樂那麼美妙，要是能讓他說說也是有好處的，可以發聾振聵，切中時弊。盡管他說的話也不是完全正確，絕對正確的話是從來就沒有的；盡管他說的話也沒有什麼大的用處，小用處總有一點吧，大用處是小用處相加起來的。…

——紀念費新我先生誔辰一百周年

費新我先生是我的長輩，他長我二十五歲。當我還在蘇高中讀書的時候，費先生已經是一位很有名的畫家了，我曾在書店裏看到他編寫的繪畫和勞美教材，作為一個學生，對能編寫教科書的老師都十分崇拜。

解放以後我在報社工作，那時候的印刷條件很差，報紙上的照片印不清楚，為了活躍版面只能多用插圖。蘇州有許多著名的畫家，當年都曾經為報紙畫過插圖。費先生也來投稿，或者是被約為某篇文章插圖。我們先把需要插畫的稿件送給費先生，有時候會提出一些要求，有時候也不提要求，請費先生根據稿件的內容自己決定，交稿的日期是規定的，有時候還很急，幾乎是隔天便要交稿。費先生做事認真負責，到了交稿的日期，總是準時出現在報社的會客室裏。那時候，費先生穿一件長衫，溫文而雅，和氣謙遜。…

在蘇州的文化界，凡是上了一點年紀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凡一同志。他渡江到蘇州時是宣傳部文教科的科長，人稱凡科長；後來是宣傳部的部長，人你凡部長；後來是市委副書記，人稱凡書記；再後來是政協副主席，人稱凡主席。最後，仍稱凡一同志。

其實，凡一是個文化人，多才多藝。他能寫文章，會畫畫，會制作盆景，會木工，會裁縫，是烹飪高手……每種技藝都達到一定的水平，對盆景藝術還著有論文。

在反右派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文化人當了文化官之後往往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和原有的文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練就一套防身術，以免哪位仁兄受到整肅時會受牽連；更有甚者，到時候還可以作高水平的批判，因為文化人整文化人最為內行，也像武林高手一樣，他知道你的命門在那裏，只要輕輕地一點，你就動彈不得，必死無疑。…

在清晨的迷夢中依稀聽到了春雨聲，春雨本無聲，是那雨點灑落在廣玉蘭的葉子上發出了沙沙聲。此種聲音可以使人重新入夢，不願清醒。忽然間又聞巷子裏有女子的叫賣聲：“阿要大白米唉……”蘇州女子的叫賣像唱吳歌，這歌聲使我從迷蒙中清醒過來了，好像是聽到了一首十分熟悉而又古老的樂曲，頓時間精神振奮，是的，我不聞其聲差不多已經有半個世紀。

半個世紀前，我睡在蘇州山塘一座臨街的小木樓上，清晨的迷夢中總是聽到兩種叫賣聲，一種是“阿要大白米唉……”一種是“阿要白蘭花啊……”這兩種叫賣聲的音調都一樣，給人的感覺卻大有區別，一種是浪漫的情調，一種是現實的感受。

“阿要白蘭花啊……”是蘇州姑娘在叫賣白蘭花，那聲音甜美、悠揚、清脆，好像帶著清晨的露水和白蘭花的香氣，聽到此種聲音你就會想起陸遊的詩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我年輕時信奉一句格言，叫作玩物喪志。世界上的格言多如過江之鯽，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此時信，彼時非；有人專門制造格言叫別人遵守，自己根本就做不到等等，都是有原因的。

我所以信奉“玩物喪志”，是因為那時確實有點志，雖然稱不起什麼胸懷大志，卻也有些意氣風發的勁頭，想以志降物，遏制著對物的欲念。另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想玩物也沒有可能，一是沒有時間，二是沒有金錢，玩不起。換句話說，玩是也想玩的，只是怕分散精力和阮囊羞澀而已。事實也是如此，我對字畫、古玩、盆景、古典家什、玲瓏湖石等等都有興趣，也有一定的欣賞能力，只是不敢妄圖據為已有而已。

想玩而又玩不起，唯一的辦法只有看了，即去欣賞別人的、公有的。此種辦法很好，既不花錢，又不至於淪為物的奴隸。蘇州是個文化古城，歷代玩家雲集，想看看總是有可能的。…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是古老中國對生活必需品的概括，茶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是放在最後的一位。

開門能辦七件事，那是中等之家的生活水平。貧苦的人家只有三件事，柴米鹽，那油也是時有時無的。小時候，我家的大竈上有許多坑洞，最上層的是竈老爺，要靠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下層的幾個坑洞裏分別放著油鹽醬醋。中層有一個洞裏是放茶葉罐頭的。那是一種鑌鐵罐，上面有字，“六安瓜片”。祖母告訴我，茶葉要放在坑洞裏，那裏幹燥，可以防黴。…

一個正直而勤懇的作家，當他快要走完自己的創作之路時，總有一個心願：希望自己的的勞動成果、自己的作品能夠為世所知，能夠部分地留傳下去，因為創作的目的本來也就是為別人，為後世。…

讀小學的時候，音樂老師曾經教給我一首難忘的歌：慈母心像三春暉，只有溫暖只有愛，身上寒冷腹中饑餒，整天都由慈母關懷……是的，母親總是關心著孩子的兩件事：凍與餓。我的祖母和我的母親最怕我受涼、挨凍，因為我一受涼便要傷風、咳嗽、哮喘。每年冬天，當我在母親或祖母身邊時，總是蓋家裏最暖和的一條棉被，還要把一個銅腳爐放在被窩裏。

到了１９４８年的冬天，正是淮海戰埸上硝煙彌漫捷報頻傳的時候，我要離家去投奔革命了。那時我的血很熱，外面的天氣卻很冷，每日清晨站在大門口遠眺北方，田野上總是白霜一片。…

中國的文人好象都輕名利，或者說是心裏並不輕視，口頭上卻是輕視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有骨氣！為了不低聲下氣，連工資也不要了。

李白卻是另一種表現，錢嘛，有什麽了不起，花光拉倒。“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覆來。”“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我受李白的影響最深，從青年時代起就不把錢放在心上，雖然不當闊佬，卻也從不吝嗇。後來有了工資，又拿到稿費，更是不把錢放在眼裏。“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覆來。”李白教導我們說。…

《雨花》，風風雨雨中的一枝花，居然也活了三十年！其間曾經死過一次，後來又起死回生，眼下還活得蠻有滋味，今年的訂戶又增加八千。

我和《雨花》是歡喜冤家，難兄難弟。我能發表小說的時候它就刊載我的作品；我不能發表作品的時候它就刊載批判我的文章。這點兒緣份實乃天作之合，並非哪個人作成的。…

上了年紀的人有一個特點，對青少年時代的人和事記得十分真切。我和朱硯馨同學在初中時同班兩年，可是至今對她的聲音笑貌記得還很清晰，當然，我記得的是她的十七歲，用現在的話說是所謂的花季、雨季。不過，我們那一代的人都和花雨無緣，國難當頭，顛沛流離，嚴酷的現實使得我們早早地就思慮國事家事，要用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不是我們要砍人，實在是日本鬼子的大刀在向我們的頭上砍來，我們都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殺人放火。

當我在炮火中讀完小學要升入初中時，已經是１９４２年，那時候的農村裏沒有中學，升學就必須到城裏去，城裏的公立學校都是敵偽所辦，愛國者認為是奴化教育。…

我六歲的時候開始讀書了，那是１９３４年的春天。

當時，我家的附近沒有小學，只是在離家二、三裏的地方，在十多棵雙人合抱的大銀杏樹下，在小土地廟的旁邊有一所私塾。辦學的東家是一位較為富有的農民，他提供場所，請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談好束修、飯食，然後再與學生的家長談妥學費與供飯的天數。富有者多出，不富有者少出，實在貧困而又公認某個孩子有出息者也可免費。辦學的人決不從中漁利，也不拿什麼好處費，據說賺這種錢是缺德的。但是辦學的有一點好處，可以賺一只糞坑，多聚些肥料好種田，那時沒有化肥。

我們的教室是三間草房，一間作先生的臥室，其余的兩間作課堂。朝北的籬笆墻截掉一半，配以紙糊的竹窗，可以開啟，倒也亮堂。課桌和凳子各家自帶，八仙桌、四仙桌、梳桌、案板，什麼都有。…

葉至誠走了，再也聽不到他那爽朗的笑聲了，寫文章來悼念他，他也不知道，或者說我想寫什麼他也早已知道，他會勸我：“別寫吧，你多多保重自己。”他寫了一世的文章，當然會知道我寫這樣的文章時心裏是什麼滋味。他一身一世不肯麻煩別人，從不傷害別人，不想使別人掃興，更不願使別人傷心。他的為人甚至使我產生了一種預感：他的病已經無法挽回了，他很可能在江蘇省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次代表會開會的期間去世，因為這時候他的老朋友都要到南京來開會，免得大家再跑一個來回，老朋友都不那麼健壯了，舟車勞累。果然，我下午一時到南京，他在上午十一時便離開了人世……如果一個人最後可以用一句話為自己總結的話，葉至誠可以自豪地說一句：“我不負天下人！”當然，葉至誠決不會說這樣的話，他不會自豪，他總覺得自己除掉文學之外，對一切都是無能為力。…

“你最歡喜吃什麼菜”？

這是個最簡單而又最覆雜的問題，因為這裏所指的菜並非是一般意義上的菜，而是有美食、美味的含意。食物一旦上升為美食，那就成了一種藝術，其功效就不僅僅是療饑，而是一種出於生理需要的藝術欣賞。吃的藝術是一種多門類的綜合學科；是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生理學，心理學的混合體。欣賞美食，就像是欣賞藝術表演。歡喜不歡喜，一是要看藝術的本身，二是要看各人的欣賞水平，三是要看各人的欣賞習慣，四是要看在什麼場合，什麼環境，什麼氣氛，與誰共賞以及欣賞的頻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