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好象都輕名利，或者說是心裏並不輕視，口頭上卻是輕視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有骨氣！為了不低聲下氣，連工資也不要了。

李白卻是另一種表現，錢嘛，有什麽了不起，花光拉倒。“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覆來。”“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我受李白的影響最深，從青年時代起就不把錢放在心上，雖然不當闊佬，卻也從不吝嗇。後來有了工資，又拿到稿費，更是不把錢放在眼裏。“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覆來。”李白教導我們說。

其後恭逢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工資降級，稿費全無，孩子長大，負擔增加，下放勞動，夜臥孤村時想想就有點後悔，覺得上了李白的當。“天生我才沒有用，千金散盡不覆來”啊！早知道應該多存點錢。你怎麽能跟李白相比呢？李白有五花馬，千金裘，你只有自行車和棉大衣。昔日的清高者曾想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按照現在的市價折算，他是帶了十萬美金，乘飛機去了美國的夏威夷，你呢？陶淵明不為五鬥米而折腰，可他家田裏的收成恐怕決不止五鬥米。他可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子過得還是挺悠閑的。即使茅屋為秋風所破的杜工部，他的窮也只是暫時的，他後來在成都營造的草堂，雖然不像現在那麽好，看起來總比當年的平民要好得多，比現在差不多的文化人也要好上幾倍。由此觀之，那些崇尚清高的人倒也頗有點經濟實力，如果他連飯都吃不上的話，清高恐怕就困難了一點。

說白了，自命清高的人往往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相對的貧困，也只能以清高來聊以自慰；因為還沒有窮得叮當響，所以還能清高幾天。清高者的追求是窮而不移其志，其所以安於清貧是不願移其志也，一旦碰到那種可以不移其志，又可以獲取名利的機會那也是抓緊不放的。我很少見到那一位文化人是對名利毫無興趣的，有的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在大海裏撲騰了多年，而今耄耋老矣，想坐在沙灘上休息休息。古代有許多隱士，似乎遠避名利，其實這也是一種手段，因隱居而成名，因成名而出仕，隱士隱仕，因隱而仕也，這和學而優則仕同出一轍。諸葛亮高臥隴中，那是隨時隨地準備出山的，要不然的話，他又何必化那麽多的精力來通曉天下大事呢？所以要劉備三顧茅蘆，一方面是搭搭架子，一方面是對成敗得失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姜子牙最最危險，一直隱到了八十歲才遇文王，差點兒就要隱到底。所以說，當隱士也得擔點兒風險，也有人終生不仕，但也有辦法留芳百世。失敗的人當然有羅，歷史都不記載了，現在所知道的隱士都是隱出了一點名堂來的。

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所謂輕名利，實際上是一種理想主義，是希望這個世界上的人不要去爭名奪利，不要因名利而紛爭不息。這是儒家的一種基本概念，君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矣。這種思想到了解放以後更有發展，不停地鬥私批修，就是不許曰利，鬥到後來私也未除，修也未了，剩下的就是鬥，你鬥我，我鬥你，鬥得大家都奄奄一息。

如此說來所謂的清高都是虛偽的，都只不過是一種變相的獲取名利的手段而已。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人是一種變相的手段，有人是一種理想，是一種追求，是自我對名利的一種制約。因為名利是個無窮大，是沒有極限的，瘋狂的追求會帶來人類的災難和自身的毀滅。人對名利、權威、占有、等等的追求是以等加速前進的，設若沒有自身和外界的制約，必然是以爆炸而終結。

輕者把自己炸為塵灰，重者造成戰亂，禍國殃民。清高實際上是主張人對物的有限的占有，是想讓人做物的主人而不是做物的奴隸；是以精神的追求為首，作為身內；以物質的追求為次，作為身外。清高者並非不食人間煙火，但也不那麽亟亟乎於名利與權威。

如果把清高當作一種理想，當作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那麽，清高也並非文人所特有，從政者有，經商者有，工人有，農民也有。中國的某些文人有個極壞的習慣，即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最了不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高在哪裏呢？“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那還不是赤裸裸的，和抄房地產，養‘金絲鳥’也沒有什麽區別。

1993.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