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至誠走了，再也聽不到他那爽朗的笑聲了，寫文章來悼念他，他也不知道，或者說我想寫什麼他也早已知道，他會勸我：“別寫吧，你多多保重自己。”他寫了一世的文章，當然會知道我寫這樣的文章時心裏是什麼滋味。他一身一世不肯麻煩別人，從不傷害別人，不想使別人掃興，更不願使別人傷心。他的為人甚至使我產生了一種預感：他的病已經無法挽回了，他很可能在江蘇省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次代表會開會的期間去世，因為這時候他的老朋友都要到南京來開會，免得大家再跑一個來回，老朋友都不那麼健壯了，舟車勞累。果然，我下午一時到南京，他在上午十一時便離開了人世……如果一個人最後可以用一句話為自己總結的話，葉至誠可以自豪地說一句：“我不負天下人！”當然，葉至誠決不會說這樣的話，他不會自豪，他總覺得自己除掉文學之外，對一切都是無能為力。

我有負於葉至誠，如果三十五年前我不闖入他家，不去呼朋引類，那《探求者》的一場惡夢也許可以幸免。歷史可以宣告我們無罪，痛苦和屈辱也可略而不計，可那金色的年華卻因此而付諸東流，弄得葉至誠直到離休之後才抓緊時間坐下來，想好好地看點書，寫點東西。今年夏天酷熱，他的居所斷水，我在電話中邀請他來蘇州住幾天，他說不行，有一篇文章正在結尾。結果是文章還沒有寫完，人卻進了醫院。等我得知他的病情惡化趕到南京看他時，他已經昏迷，偶爾睜開眼來時也不能講話了，只是喃喃地重覆著我的電話號碼，他老是惦記著要給我打電話，有人說他可能有什麼話要對我說，我想，他要對我說的話只有一句：“你當心身體。”其余的事情不會有的，他不肯麻煩別人。

這個世界也有負於葉至誠，一個從十多歲就開始寫文章，出書，當編輯，當作家，後來當《雨花》主編的人，最後的職稱只是副編審。我看，在當今文學期刊的編審中很少有人能超過葉至誠，他讀得那麼多，中國的，外國的，從前的，最近發表的，只要是較有名的作品，他幾乎是無所不曉。十多年前他就想編寫一本世界名著的內容摘要，可惜的是當時有人認為是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現在這樣的書已經有了，而且還不止一本。他讀得多，因而對作品的見解也就比較準，比較深，對各種流派都不會大驚小怪。看不準的當然也有，可那抄襲和摸仿卻很難逃過他的眼睛。當他十多歲的時候，他的父親葉聖陶先生常常要叫子女同讀一個作品，讀完後各自發表見解，總是三官（葉至誠的乳名）的見解最高明，這在葉聖陶的日記裏都是有記載的。那一年文藝界和出版界評職稱的時候簡直是一場混戰，當我聽說葉至誠只能評副編審的時候也只能深深地嘆了口氣，真是官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葉至誠對此當然不很高興，但也未痛不欲生，他能作語自嘲，說他一生一世都只能是副，有一種付屬性。年青時，人家介紹他時總是說：這是葉聖陶的兒子葉至誠。中年時人家介紹他時又說：這是姚澄（著名的錫劇演員）的丈夫葉至誠。老來人家介紹他時還要說：這是葉兆言（著名的青年作家）的爸爸葉至誠。葉至誠說完後哈哈大笑，那笑聲遠近皆聞。我聽了也忍不住要笑，笑完了不免要問，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有一種境況是天成，誰叫他的父親和妻、兒都那麼有名。另一方面，葉至誠自身也有缺點，他太不懂得鬥爭哲學，他文史都讀，唯獨對理論的學習很不認真。他藏書極豐，愛書如命，在同輩人之中，沒有一個人的藏書能超過他的。五十年代，有一位朋友在葉至誠家作客，對葉至誠的藏書之豐大為驚奇，他把所有的書櫥都流覽過以後便提出一個問題：“怎麼看不見馬列主義？”

葉至誠脫口而出：“馬列主義在外面。”他說的是實話，在他的書房門外確實有一口書櫥，裏面裝著馬列主義。言者無心，聞者有意，到了１９５７年批判葉至誠的時候，那位朋友寫了一篇批判葉至誠的文章，題目就是《馬列主義在外面》。文章不長，卻易懂易記，像匕首一樣的鋒利。在那年頭，一個搞文藝的人居然把馬列主義放在外面，這本來就是大逆不道，更何況那時的葉至誠已經掉進了《探求者》反黨集團的深淵裏，說明他走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決不是偶然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位寫《馬列主義在外面》的朋友，卻也因為自己另有不合馬列主義的文章而成了右派。

葉至誠不懂得鬥爭哲學，他自己也知道是個大缺點，可也沒有辦法，與天鬥他不懂天文，與地鬥他不懂地理，與人鬥他更是害怕，一看見要鬥起來了，他立即鞠躬如也，哈哈而退。

有人說老葉的脾氣好，不與人鬥，可以長壽。現在看起來，這話也是錯的，老葉的壽命並不長，終年六十六歲，與人鬥的人其樂無窮，壽命也不一定就短到那裏。

江蘇省的四次文代會和五次文代會之間相距十一年，開四次文代會時我送走了方之，開五次文代會時我又送走了老葉，一想到我的這兩位摯友都已經不在人世的時候就要掉眼淚，可是想想我們相交的始末，卻真正地體驗到世間確有真情在，人生並非是虛空的，這也是一種莫大的安慰。要不然的話，一個作家在拼命地追求真誠，追求真誠的友誼與愛情，到後來卻發現愛情原來只是性欲，友誼只不過是利害關系，那才是一個作家最大的悲哀，而且是欲哭無淚。

199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