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直而勤懇的作家，當他快要走完自己的創作之路時，總有一個心願：希望自己的的勞動成果、自己的作品能夠為世所知，能夠部分地留傳下去，因為創作的目的本來也就是為別人，為後世。

記得是１９５７年春天，我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到連雲港去參觀旅遊。那時候程先生是六十三歲，我是二十九歲，我把他當作父輩，上車下車，登山傍水，都要照顧他點。可他的遊興比我高，爬險坡，下礦井，無處不去。我爬高時往往只爬一半，便坐在大青石上休息，並且勸程先生也不要爬，太累。程先生卻喘著氣從我的身旁走過：“你不上去下次還可再來，我不去以後就沒有機會了。”我聽了程先生的話便一躍而起，跟著程先生爬上山巔。在山巔上了望大海時，程先生便對我吐露了他的心願：“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再也不能寫更多的東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以前的作品整理一下，重印一次。”我知道程先生所說的作品是指他畢身經營的《霍桑探案》，這套書我小時候曾經部分地讀過。我覺得偵探小說對培養人們的正義感，邏輯力，啟迪智慧，養成堅韌的性格等等都是有作用的。當時便自告奮勇，不自量力，要為程先生爭取一個再版的機會。

機會來了，出版社邀請作家們開座談會，征求對出版工作的意見。我在會上便大聲疾呼，要為程小青先生出一套選集，從出版的意義一直講到封面設計，以及如何發新書預告等等的細節。

當時大家聽了都很感興趣，而且認為銷售一、二十萬冊沒有問題。想不到緊跟著就是反右派，書沒有出得成，我卻成了反黨集團分子，要為程小青先生出書也成了我的罪狀之一。當然，我之所以倒黴並不是因為要為程先生出書所致，所以要提到這件事不過是為了湊材料來增加我的罪狀而已。

程小青先生是個正直而善良的人，他與人交往無所企求，毫不勢利，而且以能夠幫助別人當作自己的快慰。對於文藝界的後輩更是關懷備至，致及飲食與冷熱。當我發表了一點作品，受到一些稱讚時，他便十分高興地寫一首詩給我，而且親自拿著詩爬到我的小樓上來。我居的小樓只有朝西朝北的窗戶，夏天熱不可當，汗水把稿紙濕透。程先生還教我一種防暑降溫的方法，教我在清晨時用棉花胎把窗子遮起來，再吊幾桶井水放在房間裏，開著燈寫東西。１９５７年之後我倒了黴，被下放到蘇州的一家工廠裏當學徒。那時候，犯了“錯誤”的人都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江東有些父老見了我也有些尬尷似的。程先生卻不然，他騎著自行車從大街上走過，見了我不是點頭而過，而是老遠便跳下車來，站在馬路上和我談半天，詢問我勞動與生活的狀況。他知道我的工資被降了兩級，所以一再問我缺不缺錢。有一次，他竟為此事爬到我的小樓上來，認真地對我說：“你到底要不要錢？我有錢，你隨時隨地都可來拿，還不還都可以。”我總是回答說：“不需要，活得下去。”

有一次我們在一起開會，閑聊，談到我在工廠裏勞動時最怕的就是遲到，做夜班和中班時都是提心吊膽，深怕睡過頭。程先生說：“你為什麼不買一只鬧鐘呢？”我隨口回答了一句：“沒有錢。”程先生隨即掏出錢來：“拿去，買一只帶回去，”過了幾個月，當我把鐘錢還給他時，他卻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說我從來沒有向他借過錢。幸虧有周瘦鵑先生在旁邊作證，他才勉強地把錢收回去。這只雙鈴馬蹄表倍伴著我度過了許多艱難的歲月，也聯系著我與程小青先生之間的老少情誼。不管文藝界是如何的一時風起，一時浪歇，我們之間都保持著聯系。他經常爬到我的小樓上來，我也經常到他的書齋裏去。春秋之日他家裏的花兒開了，我便帶著女兒到他家看花去。程師母最歡喜孩子，去了以後總是把許多糖果塞在孩子的衣袋裏，臨走的時候還要采幾支大理菊，讓孩子捧著帶回去。我歡喜坐在程先生的書齋裏，聽他談偵探小說的理論，以及他生活與創作的經歷。我覺得他是個人道主義者，總是用一種善良的目光打量著這個世界，對人誠懇而寬厚，富於同情心理。我尊重他的為人，尊重他的作品，總覺得他的舊作沒有再版的機會有點兒說不過去。文藝是個百花園，每一種花都應當有開放的權利，不必去厚此薄彼。我們常常講文學的主流，卻常常忘記不是每一個讀者都飲長江水，而那長江也是由許多大河匯合而成的。程先生是中國偵探小說的鼻祖，他的作品是應該得到尊重，得到承認的。到了１９６３年，文藝界的形勢有點好轉了，我便向程先生建議，建議他把《霍桑探案》整理一下，作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爭取出版的機會。程先生說他也有此種想法，正在整理。有一次我到他的書齋裏去，確實也看到他在舊版本上修改，字小得象螞蟻，比蠅頭小楷還要小一點。

文藝界的風雲又起了，１９６４年文藝整風，我又倒了黴，又下放到工廠裏去勞動。緊跟著便是文化大革命，程先生也倒了黴，抄家，批鬥，我們兩個人不能來往了，只有一次，在開明大戲院開上千人的批鬥會，我和程先生被押上台去，兩個人匆匆地見了一面，不能交談，因為有人監守在旁邊。從此以後我被全家下放到黃海之濱去了，兩人不通消息，他不知道我到哪裏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樣度過的。

不覺又過了八年，就在“四人幫”被粉碎的前夕，我因事回了一趟蘇州，打聽到程先生還住在望星橋堍，便去探望他。我覺得別處可以不去，程先生那裏是非去不可的，他已是風燭殘年，見一面是一面。

程先生的家住在望星橋堍沿河邊，在一條非常狹窄的一人弄裏，長長的弄子裏只有他一戶人家，大門就在弄子底。文藝界的朋友們常說，程先生的像個寫偵探小說的人住的，深邃而有點神秘。我走完了那條長著青苔的小弄，叩門，希望能像當年那樣，來開門的是位老保姆，或者是程師母。叩了半天，想不到來開門的卻是程先生自己。我見了程先生十分吃驚，他已經老態龍鐘了，耳朵也有點不便。他已經認不出我了，待我大聲通報了姓名之後他才猛然想起，緊緊地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詢問江蘇文藝界的老朋友都在哪裏，恍如隔世似的。我打量著程先生的家，已經面目全非，他的書齋和小樓都被人占了，花草與盆栽都不見了，只有種在地上的迎春柳還是長得青青。當我正要向程師母請安時，擡起頭來卻看見程師母的遺像掛在墻壁上面，這位慈詳的老人已經去世了多日。我為程先生擔心了，覺得他經不起如此嚴重的打擊。程師母的一生都在精心地照料著程先生，對程先生的飲食起居照料得細致入微，家裏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條地。如今，程先生卻被擠到一個小房間裏，房內空空，只有一張小床，還有一輛他心愛的蘭令牌自行車放在床邊，車上落滿了塵灰。程先生的書籍和手稿都被抄光了，連那張寫字台也不見了，只有一張小桌子放在堂屋裏。他訂了幾份報紙，整天在那裏翻來覆去地看，並且把幾位能通信的老朋友的地址抄在一張紙上，輪著向老朋友寫封信或寫首詩，以消磨時日。我想起他的書，想起他要重印《霍桑探案》的事，仿佛是一埸幻夢似的。我不忍在他家久坐，談了個把小時便起身告辭。程先生要留我吃飯，可我們都同時擡起頭來看看程師母的遺像，如果她還健在的話，一切都已準備好了。

程先生把我送到大門口，說了一句十分傷心的話：“文夫兄，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了，你多保重。”我忍著眼淚匆匆握別，從那條狹弄中走出去，走了一段回頭看，見程先生還呆呆地站在那裏。程先生的話不幸而言中，就在我探望他之後不到兩個月，他便逝世了，沒有能親眼看到“四人幫”的粉碎。

粉碎“四人幫”後的這些年，我一直記著程先生當年與我登高山而了望大海時吐露的心願，一直記著他站在大門口送別我的情景。我總覺得他對我有所囑托，總覺得他的遺願未能實現時，作為後輩於心有愧。所以我一直在尋找機會為程先生出一套選集。如今，這個願望終於部分地實現了。程老，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

1985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