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歲的時候開始讀書了，那是１９３４年的春天。

當時，我家的附近沒有小學，只是在離家二、三裏的地方，在十多棵雙人合抱的大銀杏樹下，在小土地廟的旁邊有一所私塾。辦學的東家是一位較為富有的農民，他提供場所，請一位先生，事先和先生談好束修、飯食，然後再與學生的家長談妥學費與供飯的天數。富有者多出，不富有者少出，實在貧困而又公認某個孩子有出息者也可免費。辦學的人決不從中漁利，也不拿什麼好處費，據說賺這種錢是缺德的。但是辦學的有一點好處，可以賺一只糞坑，多聚些肥料好種田，那時沒有化肥。

我們的教室是三間草房，一間作先生的臥室，其余的兩間作課堂。朝北的籬笆墻截掉一半，配以紙糊的竹窗，可以開啟，倒也亮堂。課桌和凳子各家自帶，八仙桌、四仙桌、梳桌、案板，什麼都有。

父親送我入學，進門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孔子。“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的木主供在南墻根的一張八仙桌上，桌旁有一張太師椅，那是先生坐的。拜時點燃清香一炷，拜燭一對，獻上供品三味：公雞、鯉魚、豬頭。豬頭的咀裏銜著豬尾巴，有頭有尾，象征著整豬，只是沒有整羊和全牛，那太貴，供不起。

我拜完孔子之後便拜老師，拜完之後擡頭看，這位老師大約四十來歲（那時覺得是個老頭），戴一副洋瓶底似的近視眼鏡，有兩顆門牙飄在外面。黑棉袍、洗得泛白的藍布長衫，穿一條紮管棉褲，腳上套一雙“毛窩子”，一種用蘆花編成的鞋，比棉鞋暖和。這位老師叫秦奉泰，我所以至今還記得他的名字，那是因為我曾把秦奉泰讀作秦秦秦，被同學們嘲笑了好長一陣，被人嘲弄過的事情總是印象特深。

秦老師受過我三拜之後，便讓我站在一邊，聽我父親交待。那時候，家長送孩子入學，照例要作些口頭保證，大意是說孩子入學之後，一切都聽先生支配，任打任罵，家長決無意見，決不抗議。那時的教學理論是“玉不琢不成器”，所謂琢者即敲打也。

秦老師也打人，一桿朱筆、一把戒尺是他的教具。朱筆點句圈四聲，戒尺又作驚堂木，又打學生的手心。學生交頭接耳，走來走去，老師便把戒尺一拍，叭地一響，便出現了瑯瑯的讀書聲。

秦老師教學確實是因材施教，即使是同時入學的學生，課本一樣，進度卻是不同的。我開始的時候讀《百家姓》《三字經》。每天早晨教一段，然後便坐到課桌上去搖頭晃腦地大聲朗讀，讀熟了便到老師那裏去背，背對了再教新的。規定是每天背一次，如果能背兩次、三次，老師也不反對，而是加以鼓勵。但也不能充好漢，因為三天之後要“總書”，所謂溫故而知新，要把所教的書從頭背到尾，背不出來那戒尺可不客氣。我那時的記憶力很好，背得快，不挨打，幾個月之後便開始讀《千家詩》《論語》。秦老師很歡喜，一時興起還替我取了個學名叫陸文夫，因為我原來的名字叫陸紀貴，太俗氣。

我背書沒有挨打，寫字可就出了問題。私塾裏的規矩是每天飯後寫大、小字，我的毛筆字怎麼也寫不好，秦老師開始是教導我：“字是人的臉，寫得難看是見不得人的。”沒用。沒用便打手心，這一打更壞，視寫字為畏途，拿起毛筆來手就抖。直至如今，寫幾個字還象蟹爬的。

秦老師是個雜家，我覺得他什麼都會。他寫得一手好字，替人家寫春聯、寫喜幛、寫庚貼、寫契約，合八字，看風水，念咒畫符，選黃道吉日，還會開藥方。他的桌子上有一堆書，那些書都不是課本，因為《論語》《孟子》之類他早已倒背如流，現在想起來可能是屬於醫卜星相之類，還有一只羅盤壓在書堆的上面。秦教師很忙，每天都有人來找他寫字、看病，或者夾起個羅盤去看風水。經常有人請他去吃飯，附近的人家有紅白喜事，都把老師請去坐首席。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辦學的農民怕出事，把私塾停了。秦老師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授館，那裏離我家有十多裏，窮鄉僻壤，交通不便，可以躲避日寇。秦老師事先與辦學的東家談妥，他要帶兩個得意門生作為附學（即寄宿生），附學的飯食也是由各家供給的，作為束修的一個部分。一個附學姓劉，比我大五、六歲，書讀得很好，字也寫得很漂亮，秦老師來不及寫的春聯偶而也由他代筆。此人抗戰期間參加革命，後來聽說也是做新聞工作的。還有一個附學就是我了，那時我才九歲，便負笈求學，離家而去，從此便開始了外出求學的生涯，養成了獨立處理生活的能力。

新學館的所在地確實很窮，偌大的一個村莊，有上百戶人家，可學生只有十多個。教室是兩間土房，兩張床就擱在教室裏，我和姓劉的合睡一張竹床，秦老師睡一張木床，課桌和辦公桌就放在床前。房屋四面來風，冬天凍得簌簌抖，手背上和腳後跟上生滿了凍瘡，凍瘡破了流血流膿，只能把鞋子拖在腳上。最苦的要算是飯食了，附學是跟隨先生吃飯，飯食是由各家輪流供給，稱作“供飯”。抗戰以前供飯是比較考究的，誰家上街買魚買肉，人們見了便會問：“怎麼啦，今朝供先生？”那吃飯的方式確實也像上供，通常是用一只長方形二層的飯籃送到學校裏來，中午有魚有肉，早晚或面或粥，或是糯米團子、面餅等。我走讀的時候同學們常偷看先生的飯籃，看了咀饞。等到我跟先生吃供飯的時候可就糟了，也許是那個地方窮，也許是國難當頭吧，我們師生三人經常吃不飽，即使吃不飽也不能吃得碗空缽空，那是要被人家笑話的。有一次輪到一戶窮人家供飯，他自家也斷了頓，到親友家去借，借到下午才回來，我們師生三人餓得昏昏。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饑餓的滋味，餓極了會渾身發麻、頭昏、出冷汗。當然，每月也有幾天逢上富有的人家供飯，師生三人可以過上幾天好日子，對於這樣的日期，我當年記得比《孟子》的辭句都清楚。

日子雖然過得很苦，可我和秦老師的關系卻更加密切，毛筆字還未練好，秦老師大概見我在書法上無才能，也就不施教了，便教我吟詩作對，看閑書。吟詩我很有興趣，特別是那些描繪自然景色的田園詩，我讀起來就像身歷其境似的。作對我也有興趣，“平對仄，仄對平，反正對分明，來鴻對去雁……”有一套口訣先背熟，然後再讀秦老師手抄的妙對範本。我至今還記得一些絕妙的對聯，什麼“屋北鹿獨宿，溪西雞齊啼。”“和尚撐船篙打江心羅漢，佳人汲水繩牽井底觀音。”當然，最有興趣的要算是看閑書了，所謂閑書便是小說。

前面說到秦老師的桌上有許多不屬於課本之類的書，這些書除掉醫卜星相之外便是小說。以前我不敢去翻，這時朝夕相處，也就比較隨便，傍晚散學以後百無聊賴，便去翻閱。秦老師也不加攔阻，首先讓我看《盡忠岳傳》，這一看便不可收拾，什麼《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三國演義》都拿來看了，看得廢寢忘食，津津有味，其中有許多字都不識，半看半猜，大體上懂個意思，這就造成後來經常讀白字，寫錯字。

秦老師的書也不多，他很窮，無錢買書。但是，那時有一種小販，名叫“筆先生”，他背著一個大竹箱，提著一個包裹，專門在鄉間各個私塾裏走動，賣紙、墨、筆、硯和各種教課書，大多是些石印本的《論語》《孟子》《百家姓》《千家詩》。除掉這些課本之外，箱子底下還有小說，用現在的話說都是些通俗小說。這些小說不賣給學生，只賣給老師，鄉間的塾師很寂寞，不看點閑書很難受。只是塾師們都很窮，買的少，看的多，於是“筆先生”便開展了一種租書的業務。每隔十天半月來一次，向學生們推銷紙、墨、筆、硯，給塾師們調換新書，酌收一點租費。

如果老師叫學生多買點東西，那就連租費都不收，因此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新書。那時，我經常盼望“筆先生”的到來，就象盼望輪到富人家供飯似的。

秦老師不僅讓我看小說，還要和我討論所看過的小說，當然不是討論小說的做法，而是討論書中誰的本領大，那條計策好，岳飛應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應當被十二道金牌召回臨安，待他日直搗黃龍，再死也不遲。看小說還要有點兒見解，這也是秦老師教會了我。當然，秦老師這樣做不會是想把我培養成一個作家，將來也寫小說，可這些都在幼小的

心靈中生下了根，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年之後因為家庭的搬遷，我便離開了秦老師，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可他卻沒有忘記我。聽我父親說，他曾兩次到我家打聽過我，一次是在解放的初期，一次是在困難年，即六十年代的初期。抗戰勝利以後私塾取消，秦老師失業了，在家靠兒子們種田過日子，日子過得很艱難，據說是形容枯槁，衣衫襤褸，老來還惦記著他的兩個得意門生，一個是我，一個是那位姓劉的。大概他想起還教過一些學生的時候便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吧。前些年我回鄉時也曾經打聽過他，卻沒有人知道這世界上還有或曾經有過叫秦奉泰的。“鄉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閭巷者何可勝道。”我記起了秦老師曾經教過我的古文觀止。

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