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上臺只有一個多月的時候，中國突然在外交上推出了一些強硬的舉措，這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註。

2008年11月26日，由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將與達賴喇嘛見面，中國方面推遲了、或者說是暫時取消了在法國舉行的中歐領導人峰會。對於法國總統近日表示與達賴會見並非是針對中國，並非想損害中法、中歐友好關系的說法，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在12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說：“我想這樣的辯解解決不了目前中法關系所面臨的困難。法國領導人執意會見達賴幹涉了中國內政，損害了中國核心利益，法方應該清醒認識到目前問題的嚴重性，正視中方的態度，采取有效措施，為中法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創造條件。”…

我研究國際政治，自以為是堅定不移的女權主義者，一向相信假如婦女掌控全球政治的話語權，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加和平而美好。我在日本的時候，也曾救過受流氓欺負的女性。我把維護婦女合法、合理的權益和尊嚴視為所謂正義。

國際政治理論中的“女權主義”也好，發自內心的正義感也罷，有個很現實而重要的前提或立足點，即婦女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普遍比男性低，在某些國家甚至低很多。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21世紀潛在超級大國的“崛起中國”，婦女們的社會地位相對偏高，這得益於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婦女政策。我如此推論有三個依據：…

2010年春節前，我暫住廣州，本來的目的是離開煩躁的北京，來這兒放鬆辦點事的。沒想到，這裏比前幾年忙著“奧運工程”的北京還亂、吵、糟。不分晝夜地修路、建樓、拆房，老百姓安靜的日子沒了。

廣州居民用“擾民工程”形容廣州為迎亞運而展開的多項工程，它們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狀況。《廣州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對此事有很多痛罵之聲和激烈討論。1月19日，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蘇澤群在市建委的協調會上用“三個一塌糊塗”——管理漏洞、監管漏洞、道路整治工程漏洞都很多——形容部分整治工程“不負責、不到位、不得力”。蘇市長發火的前三天，不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市政府亞運會籌辦工作情況報告未涉及資金來源和去向表示不滿，“亞運會到底要花多少錢誰也說不清楚，有的說要花2000億，但是沒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我是日本的“農三代”，在伊豆半島的農村出生，從三歲開始跟著爺爺和爸爸種地，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雖然沒有電子遊戲的陪伴，但那是段美好的童年時光。離開農村十多年，回過頭看，日本農民的幸福指數是很高的，他們過著安寧平和的日子。

和城市相比，農村的公共交通和基礎設施欠發達，這是世界共同的現象，不是特殊的問題。我家鄉只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和幾條公交線路，沒有輕軌，更沒有地鐵。然而不管是寬廣大路還是田間小道，去哪裏都有路，不用徒步翻山。

正因如此，日本每個農民家庭至少有一輛車，把農業專用的車加起來超過三輛相當普遍，畢竟公共交通不發達嘛。…

2010年12月5日19時，日本首都，穿著西裝的我走進位於東京六本木朝日電視臺直播間，做客“今日世界”特別節目。當天選擇的主題是維基解密和中國國情。

我開始就介紹了“今日中國的頭條新聞”——今天是中國的國考日，全國共有141萬考生參加，將角逐137個招考單位的1.6萬余崗位，平均競爭比達到88比1，最熱崗位國家能源局達到4961比1。本次國考筆試將首次有171名一線工人和農民進入考場。

國家公務員考試對日本人來說絕對不陌生，它是精英匯聚的神聖場所。對於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法學部畢業生來說，當國家公務員意味著人生成功，獲得了進入贏者圈的資格，這一基本結構近100年毫無變化。…

2009年3月5日，兩會正式開幕。這是一場一年一度、確定政策方向、最具有宏觀意義的會議。對我這個在北京已經居住六年的老外來說，兩會依然是神奇而陌生的，所以才需要仔細、認真觀察兩會給人民帶來什麼，對國家意味著什麼。我在這裏講點自己經過觀察兩會所產生的感想。

第一天，最為矚目的還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向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這份約兩萬字的工作報告，分為2008年工作回顧、2009年工作總體部署、2009年主要任務三大部分。雖然溫總理在之前的網上活動中和網民深入交流過，但這次畢竟是大會，所以報告不可能超出大家的預料，其形式、內容、風格與以往差不多，這是在目前形勢下大家公認並接受的。在我個人看來，報告傳達的亮點有兩點：…

2010年9月上旬中日撞船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利益博弈給中日關系留下了深深的陰影和教訓，對我個人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影響也不小。我在地鐵裏遭到圍攻不算什麼，新書《中國，我誤解你了嗎？》的全國巡講被迫延期才是痛中之痛。能與中國朋友們面對面，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交換意見，是我一直期待的。

就像外交部發言人經常強調的，老百姓合理表達愛國主義或民族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民眾適當向對方表示抗議和憤怒是好事，可以讓對方民眾知道“我怎麼看你”嘛，有利於達到相互理解的境界。

然而，此時此刻，我不得不深思，在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地區大國如何共存共榮的過程中所必然面臨的心態設置（Mind-Set）問題。這對兩國來講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您知道是什麼軟件嗎？”

發言人回答：“軟件名字叫‘綠壩—花季護航軟件’，目的在於屏蔽和過濾互聯網上諸如色情、淫穢、暴力的信息。”

他接著反問：“我想再問一個問題：您有孩子嗎？如果您有孩子，我想您能夠理解廣大家長對互聯網上有害信息傳播的擔憂和關切。”

這是2009年6月9日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的一幕。此前，中國工業與信息化部發出了通知，要求7月1日以後中國境內銷售的所有電腦都必須預裝防止色情信息的“綠壩”軟件，否則就加以處罰。而“綠壩”的使用費用則由中央財政直接支付，每年高達四千萬元以上。這一行動在媒體上掀起了軒然大波，而外交部發言人以問題來回答問題，表明了態度的堅決。…

二

今天轉型中的中國，最為普遍卻最為缺乏的因素是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之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尤其80後、90後等年輕人那麼迷茫、浮躁、盲目，是因為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可靠的價值、思想和精神。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或者物質發展與精神文明之間嚴重失衡。無論是年輕人、商人、媒體人還是政治家，都無法在精神上追蹤經濟的、物質的、現實的泡沫，此種情況導致的結果就是價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中國人今後究竟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精神面貌？如今，於丹、易中天等標誌性人物用全新的方式宣傳中國古代的思想和價值，對改善人們的精神面貌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領導層早就發現了其重要性和深遠性，然而，現實中它們起的作用更多是商業性的，會造成更加嚴重的“拜金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變成拜金，思想變成實用，後果不堪設想。…

2009年2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正在展開第一“外遊”，代表美國新政府，象征性地訪問亞洲。在訪問的第一站日本，美日就加強同盟、合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合作促使朝鮮棄核、解決人質綁架等問題達成了共識。雙方也簽署了駐沖繩美軍移駐關島的協定。另外，希拉裏·克林頓也表示奧巴馬總統有早日與麻生首相會面的意願，並確定日美首腦會議將於2月24日在華盛頓舉行。

從那次訪問中的政治安排，如希拉裏·克林頓與人質的家族成員以及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等會面、交流場面評估，希拉裏·克林頓對日本的訪問取得了成功。按中國媒體的普遍說法，她確實有意安撫了日本，給了面子。日本方面雖然難以消除對美的疑慮，但至少暫時放了點心。不過，更值得我們關註的問題是麻生太郎在其內閣支持率極低，政局極端不穩定、不靠譜的情況下，2月24日在華盛頓提什麼、談什麼、要什麼。…

2009年國慶節，新中國正享受著建國六十周年的歡樂。媒體上、大街上、小巷上，到處都是慶祝“人民共和國”誕生六十年的口號和標語。中國共產黨、政府、媒體以及老百姓前所未有心連心、手牽手，正在弘揚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難以接受不同的聲音、負面的報道和批判的言論。

我不是合格的歷史見證者。首先，我是外國人，外國人過多評論他國國情不合適。其次，我只在中國待了六年，大部分時間在北京。雖然我把人生的四分之一時間與北京分享，但那也只不過是新中國歷史的十分之一而已。我只是看到了一部分，聽到了一部分，想到了一部分。不過，能夠在中國感受其第六十個國慶，我由衷感到慶幸和滿足。

六十周年來臨之前，談談三點感言：

一…

年輕人走進社會，辛苦是自然的，而父母就成了最佳保姆，提供買房首付，打理家務，照顧孫子孫女，這似乎是個常態。此外，一部分有錢人搶奪市中心的大房，收入水平不高的絕大多數被邊緣化，只能買到離市中心很遠的小房子或破房子。政府推出的經濟適用房政策似乎也無法滿足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需求。

收入與房價之間的失衡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更加嚴重而深遠的命題是：中國人盡早追求大房子的觀念與一個轉型中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前景極不樂觀。而把房子和車與婚姻掛鉤的觀念更令人難以接受。在日本或歐美，哪有這麼荒唐的邏輯思維？…

緊隨2008年，2009年也成為了中國的多事之年，來自民間的想象力發揮到極致，“被”、“釣魚”、“偷菜”、“打黑”、“不差錢”等新詞誕生。中國似乎成為造語大國，而這背後依存的是錯綜復雜的國情。

我是平時不看電視劇和電影的無聊男人，但從了解中國國情的角度出發，觀看了飽受爭議的電視劇《蝸居》。此劇被那麼多百姓關注，又被觀眾清一色描述成“好看，真實”，本來不打算看的我，後來也禁不住誘惑看完了。觀看後還是蠻新鮮的，與在我身邊發生的真實故事頗有相似點。郭家師妹——海萍和海藻也好，蘇淳也好，小貝也好，宋思明也好，都在大城市裏忙著賺錢、買房、養家，還不忘記遵從各種“潛規則”。《蝸居》應該排解了不少百姓的苦惱和郁悶，使得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共鳴。共鳴才是人們在大城市裏謀生的價值觀念，更是使它保持穩定和秩序的思想武器。…

2008年7月，王旭明“下課”了。他離開中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位置，前往語言出版社任社長。中國政府對王旭明采取的人事安排引起了轟動。此消息7月18日於首次面世其後的一段時間，“王旭明”三個字一直是中國媒體報道的重點，輿論關註的焦點，老百姓關心的亮點。一個副廳級政府官員的人事變動，卻引發了這麼廣泛的討論，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同尋常卻很有意義的社會現象。

官員素質、政府體制、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制度安排、信息公開、教育、媒體、公眾、溝通、理念、情感……從王旭明的身上，人們能聯想的事情有很多，這些也都是當代中國的熱點話題。王旭明給中國人帶來的，確確實實是一次“思考自我”的機會。作為第三者，我很欣賞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社會對他的關註和討論，這的確是一件喜事。…

概括一下就是兩高一低：份兒錢高、油價高、收入低。司機說：“每個出租公司都不一樣，我的份兒錢一天140元，還得交油費，一天的純收入大概就是100元吧。”他認為，此收入太低，每頓要吃一碗面條6元，還抽煙。自己一天最起碼也得消費20元，一個月就600元，月薪是3000元，占五分之一，一年中無休息日，一天開16個小時。要交房租，女兒上大學，一個月給600元。…

2008年4月上旬的某天早晨，我要在北京農展館以西的使館區辦事。時間似乎有些緊張，沒有從北京大學直達使館區的地鐵，想了一會兒，決定打車走。約會是9點鐘，我想7點50分出門應該來得及，可沒想到到達時間居然是9點30分。因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淺析一下，遲到的原因有三個：一、堵車，北京早上從西到東的車流總處於崩潰狀態；二、我判斷錯了。既然時間顯得比較緊張，在預料到早上堵車的情況下，就應該先打車到蘇州街站，坐地鐵10號線到北京農展館站，然後再打車，雖然很麻煩，但這樣估計9點鐘左右能到，又省了錢（那樣走共50元，這樣走共22元）；三、出租車司機的判斷錯了。不知為什麼他選擇的路，堵得相當厲害。…

2009年底，我在北京參加了有關“媒體倫理”的國際會議。倫理不僅在中國，在當代，在媒體領域存在，也是跨越時間、空間和分野的話題。就會議的切入點而言，面對著龐大的話題，以小見大是個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關心的是：中國記者“拿紅包”的問題。它反映著今天中國記者的現實和困境，作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過了。

不管是剛入行的還是資深的，拿過紅包的還是沒拿過的，現場的媒體從業者們為“記者該不該拿紅包”這個問題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爭論得相當激烈。說明大家經過親身的體驗，有很多話要說。

一位資深媒體人指出：一個同行曾這樣形容過輝煌的過去，“我在××年前，一個月就有1萬多元的紅包了”，我還能記起這個同行驕傲得意的表情。…

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在同一個環境下長大、生存的中國人。就女性而言，一般公眾和運動員都似乎具備基本的時尚和審美觀念。外國男人對中國女性的評價是很高的，這種好評不僅是針對那些演員或歌手，更多是對不分地理位置和社會地位的龐大女性群體。女性能做到，男性憑什麼做不到？我曾懷疑我的觀察和看法本身有問題，但後來問了其他老外，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同意我的看法，包括女性。我也問過中國的女性，她們也基本同意我的觀察——中國男人普遍缺乏時尚感和審美觀。那麼，我的問題意識至少不是自以為是的，是帶著一定的社會性存在著的。中國男性（請允許重申，我說的都是相對的，具有良好時尚感和審美觀的中國男人也有）值得思考上述問題，那麼，我想，對此進行思考的一個線索，恐怕就可以從林丹開始。…

廣州亞運會羽毛球男單決賽，林丹激戰三局，打敗了馬來西亞的李宗偉。林丹在隨後接受電視采訪時說：“我很開心，很開心，我實現了，實現了！”在祖國舉辦的亞運會上首次奪得冠軍，林丹實現了個人職業生涯的大滿貫——奧運會、亞運會、世錦賽、湯姆斯杯和蘇迪曼杯全部奪冠。再次祝賀林丹。

林丹奪得勝利，非常興奮，就像奧運會取得冠軍後把鞋子扔送給觀眾們一樣，他把上衣脫光，將在比賽中所使用的毛巾等物品也送給了觀眾們。他很會為粉絲服務呢。聽說，他脫光衣服後，現場所有女球迷都瘋了。不難想象，她們覺得林丹太帥了——白色的皮膚、強壯的肌肉、乾凈的面孔、精煉的動作，實在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一定會喜歡上他，深深地迷戀他。幸虧我是男人，看待並分析他的時候還能帶點客觀和冷靜。…

據悉，中國媒體從業者的平均月薪大概在3500元左右，即年薪4萬元左右，收入數一數二的報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萬左右。當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個報社或電視臺裏，其收入也不均衡。據我在華的六年生活以及與媒體密切交往的經驗，從工作壓力和收入水平看，媒體從業者是最為辛苦，令人感到可憐的群體之一。中國很多大學開設新聞學專業，許多學生願意學新聞，抱著希望走進新聞行業，說明這行還是有吸引力的。不過，在今天中國的體制下，媒體又是最難做的行業之一，直接受到體制的影響而被管制最多。連我也經歷過一些，這個不能做，那詞不能寫，這塊不能碰，這個要刪，那篇不能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