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正值“非典”高峰，我來到北京。北京給我留下了多種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市民為什麼那麼清一色地闖紅燈？生命不受到威脅嗎？市民為什麼不排隊？為什麼不僅不排隊，還侵犯他人的權利插隊？市民為什麼在公共場所，比如地鐵、商店等，不顧周圍的人大聲說話、搶位子？他們為什麼為坐位子這麼微小的個人利益而“奮鬥”？為什麼為搶到位子這麼不文明的成功而得意洋洋？當時的我，在眾多的“為什麼”面前一塌糊塗，沒法“消化”北京現象所帶來的“沖擊”。

我是日本伊豆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川端康成的著作《伊豆的舞女》那部小說所描述的就是我家鄉的情景。伊豆是一個半島，位於富士山南邊，有山有海，也是“溫泉之鄉”。伊豆是安靜的、清潔的，而且有序的。鄉下，人口不多，但人們都循規蹈矩地過日子。我每一次從北京回到伊豆，感覺簡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日本的首都東京是全國各地人聚集的地方，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人口達到兩千萬以上，是世界最大的大都市之一。東京地少人多，人口密度相當高，環境很擁擠，但綠化做得卻很好。在東京，城市的運作很有秩序，人們的生活很有規矩。東京的地鐵簡直像“蛛網”一樣，只要在中心地區，去哪裏都有地鐵站，去哪個大廈或商店都有出口。東京城不願意因人為因素而導致混亂，失去秩序。東京人更不願意因非人為因素，而使自己的工作、生活受阻礙。總之，東京城與東京人之間的關系是“雙贏”的。

我在北京待了七年，經過這段時間的觀察與思考，我對“北京現象”的看法也產生了一定的變化。首先，客觀來講，它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即城市正在走向秩序化，市民正在走向規則化。對北京來說，“秩序和規則”是新穎的變化。今天在馬路邊上規範行人的指揮人員也好，地鐵、公交裏呼籲文明行為的廣播也好，出租車司機要求衛生的帖子也好，還是已經無處不在的英語標誌也好，都是2003年我剛來北京時不存在的。當時，我能想象到北京今天的局面與變化嗎？恐怕不能。隨著硬件設施的制度化，市民的行為、對社會環境的認同也相應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

2008年奧運前夕的一天，我在北京碰到了曾經難以想象的場面。在王府井的公交車站，大概有三十多個人特別有序地排隊等車，跟交通指揮人員配合，乘客還看著旁邊每月11日“排隊日”的口號牌，高高興興地跟周圍乘客聊“排隊的重要性”。在地鐵裏，人們也開始排隊買票，排隊等車，逐步落實“先下後上”的國際標準。出租車裏，司機的態度有了一定的改變，北京堵車是很郁悶的事情，但跟友好的司機先生聊一聊，感覺還是很開心、很舒適的。最大的變化，恐怕是餐廳服務員的素質。雖然也有例外，但現在北京大部分的餐廳服務員都很熱情，很好客，有時候還覺得服務過多，比日本還“厲害”，中國的變化是“跨越性”的。

雖然“北京現象”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我們還是有必要冷靜想一想：改善的動機究竟何在？相對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他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推進程度還滯後不前，至於農村，更無從談起。為什麼只有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出現了改善呢？是北京人聰明，西部地區的人愚蠢嗎？在同一個國家裏，人與人之間的天生素質有那麼明顯的區別嗎？我認為，“北京大推進”的背後隱藏著暗示中國今後走向的重要因素。

據我所知，日本市民一般是排隊的，也是不闖紅燈的，這習慣已經在大家之間達成了“默認的共識”。因此，日本的城市比較有序，人們也比較安心地過日子，生命一般不受到威脅。我相信，歐美國家的情況也大致與日本相同。在這裏，我們思考一下，大家為什麼排隊或不闖紅燈呢？它的背後應該有各種原因存在，甚至並存著。比如，經濟發展水平、現代化程度、人們的文化素質、國民性以及制度設計等等。不過，最大的原因可能在於人們的價值、行為的判斷標準。我嘗試分析一下歐美與日本的情況。

在歐美，人們是傾聽上帝的語言與指令生活的。上帝告訴你不可以闖紅燈，你就不闖。因為對他們來說，基督教給予的是生活上的規範與人生的價值取向。上帝面前人們都平等，既然你享受平等的權利，你就無法違背上帝的命令，雖然會有一些例外人士。

在日本，有一句話叫做“世間樣（Sekensama）”，意思為“尊重的社會先生”，含義為“社會至上”。“世間樣”要求我們，每一個國民作為個人，應該服從多數，更應該服從整個社會秩序。比如，我們面對排隊還是不排隊的判斷時，人們首先看別人、大多數怎麼做，然後決定自己怎麼做，這也是一種所謂“從眾心理”的表現。日本人牽涉到公共秩序的從眾心理是最為明顯的。我們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國民性以及戰後培養出來的文明素質使得大眾相當克制，日本人還是比較懂得“自律”的。總之，“世間樣”面前人們都平等，既然你是享受平等的權利，從中獲得“安心、穩定生活”的巨大利益，就不能輕易違背“世間樣”所約束的一切。日本人認識到，“只要服從秩序，就能從中獲利”，這是明智的選擇。人只要涉及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就能理性，這點是世界共通的。“理性”應該也是人類普遍的價值。

而北京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北京，包括中國其他城市，都沒有西方意義上的上帝，也沒有日本式的“世間樣”。這意味著，中國人沒有一個能夠給他們帶來某種價值、行為判斷標準的“價值領袖”，因此人們對這一點是很模糊的，即“我應該憑什麼判斷事物”。在社會缺乏價值領袖，市民缺乏判斷標準的情況下，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這裏說的“價值”不是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權、自由等簡單化的產物，也不是過去所謂的“意識形態”。我指的是，人們憑什麼價值判斷事物？憑什麼理由服從秩序？憑什麼動力與他者協調？社會憑什麼手段凝聚人們？憑什麼工具維持秩序？憑什麼方式創造和諧？

我的觀點是，一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歐美人或日本人一般以“可否”來判斷事物，而中國人一般則以“能否”來判斷事物。這不是兩個極端，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價值取向。我們看一看具體的例子。不管路上有車還是沒車，只要是紅燈，歐美人或日本人一般是不過去的。因為，在他們的腦海裏很清楚，“紅燈時，不可以過馬路。燈變成綠後，才可以過馬路”。中國人則不同。無論是有車還是沒車，在紅燈面前，中國人一般不考慮可不可以過馬路，只要覺得能過，並且生命不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就會毫不猶豫地闖過去。當然，此事也不能否定“中國人的從眾心理”。在某些問題或事件上，比如，精英的就業觀、對外界的敏感性、民族意識等問題上，人們是相當從眾的，其嚴重程度甚至正在剝奪人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以及社會責任感。在這個意義上，我也不排除北京今後有依靠“個人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社會”的方式，創造秩序的可能。不過，這是相當漫長的過程，關鍵在於人們的文化水平與素質。

可是，對北京來說，許多問題是沒有時間等待的，是必須快速解決的。最明顯、迫切的情況就是離開幕不到100天的奧運會。奧運期間，中國觀眾的禮儀將如何？交通會不會混亂？外國人與本地人之間會不會發生沖突？外國記者會不會把一些“黑暗”的方面大量傳播給本國讀者？像“3.14事件”後的局勢一樣，中國會不會遭到國際輿論及各國政府的壓力？包括上述一切，都或多或少與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質有關。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依靠“良性正常的教育”改進市民的水平現實嗎？

現狀明確告訴我們，從短期來看，秩序只好依靠政府“強勢的公共政策”來加以推進。就像今天朝著奧運會正在奮鬥的有關政府部門的政策似的，投入大量的公共財富，即公民納入的稅金，以強制性手段告訴公民該怎麼做。你必須這麼做，否則要被懲罰的。只有如此，市民才能走向理性。誰敢反抗政府呢？在今天北京的社會結構是典型的“金字塔”式，即極少數的政府是主動的，大多數的公民則是被動的。但同時，奧運會是弘揚中華復興的大機會，市民也認同這一點。所以，我相信在接下來的時間內，政府與市民，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雖然有些不健全的方面，但起碼是“沒事兒”的。總之，對於轉型中的北京來說，“自上而下”的統治模式在可預測的未來當中是現實的，甚至是必要的。

2003年北京給我帶來的沖擊正在逐步被消解，不過，隨著形勢的變化與北京在策略上的調整，我的思考也要相應地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