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1935～），北京人，滿族，作家、文學評論家。著有《老舍》、《散記老舍》、《文壇聚寶盆》、《我的風箏》等作品。

“慈母”這個詞講得通，對“慈父”這種詞我老覺著別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國男人不大能和這個詞掛上鉤，他們大都嚴厲有余而慈愛不足。我的父親，既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慈父，也不是那種嚴厲得令孩子見而生畏的人，他是個新舊時代交替之際的人，所以他比較復雜，當然，也是個復雜的父親。

我不知道，一個人的記憶力最早是幾歲產生的，科學上好像還沒有定論。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個記憶是一歲多有的。那是在青島，門外來了個老道，什麼也不要，只問有小孩沒有，於是，父親把我抱了出去，看見了我，老道說到十四號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紅線就可以消災避難。我被老道的樣子嚇得哇哇大哭，由此便產生了我的第一個不可磨滅的記憶。父親當時寫了一篇散文，說：“一看胖手腕的紅線，我覺得比寫一本偉大的作品還驕傲，於是上街買了兩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紅線，兔子王，都有絕大的意義！”使我遺憾終身的是，在我的第一個記憶裏，在父親稱之為有絕大意義的事情裏，竟沒有父親的形象，我記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鐵門。

我童年時代的記憶裏真正第一次出現父親，是在我兩歲的時候，在濟南齊魯大學常柏路的房子裏。1982年我到濟南開會時去看過那房子，使我驚奇的是，那樓梯，那客廳竟和我記憶中的完全一模一樣，足見兩歲時的記憶已經很可靠了；不過，說起來有點泄氣，這次記憶中的父親正在撒尿。母親帶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親走了進來，做示範，母親說：“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們倆一樣！”於是，我第一次看見了父親，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樣。

在父親1935～1937年寫的幽默小文中，多次提到他有一女一兒，“均狡猾可喜”，他常常要當馬當牛，在地上爬來爬去，還要學牛叫，小胖子常常下令讓他“開步走”，可是永遠不喊“立正”，走起來沒完。無數個剛想起來的好句子好詞就在這些“命令”中飛到了九霄雲外，所以至今也沒成為偉大的莎士比亞。我很抱歉的是，這些情節我竟一丁點兒也記不起來，我只記得他和我一塊兒撒尿，雖然，我很為此而感到驕傲。

在我兩歲零三個月的時候，父親離開濟南南下武漢加入到抗戰洪流中。再見到父親時，我已經八歲。見頭一面時，我覺得父親很蒼老，他剛割完闌尾。腰直不起來，站在那裏兩只手一齊壓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聲“爸”，他擡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頭，叫我“小乙”。他已經不是那個在地上爬來爬去的牛了，我也不是可以任意喊他開步走的胖小子了。對他，對我，爺兒倆彼此都是陌生的。我發現，在家裏他很嚴肅，並不和孩子們隨便說笑，也沒有什麼特別親昵的動作。他當時嚴重貧血，整天抱怨頭昏，但還是天天不離書桌，寫《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慶去，最高興的時候是朋友們來北碚看望他，只有這個時候他的話才多，變得非常健談，而且往往是一張嘴就是一串笑話，逗得大家前仰後合。漸漸地，我把聽他說話當成了一種最有吸引力的事，總是靜靜地在一邊旁聽，還免不了跟著傻笑。父親從不趕我走，還常常指著我不無親切地叫我“傻小子”。我發覺，他一定在很仔細地觀察我，因為我老聽見他跟客人們說這個傻小子怎麼樣怎麼樣，鬧得我常常自己納悶，怎麼我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這些特點，值得他如此仔細過去和別人討論。他自己從來不告訴孩子應該怎樣做和不應該怎樣做。只有在他和朋友們的談話中，你才間接地知道原來他很喜歡你做了這件事或者那件事。他對孩子們的功課和成績毫無興趣。一次也沒問過，也沒輔導過，完全不放在心上，采取了一種絕對超然的放任自流態度。他表示贊同的，在我當時看來，幾乎都是和玩有關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賞我對畫畫有興趣，對刻圖章有興趣，對收集郵票有興趣，對唱歌有興趣，對參加學生會的社會活動有興趣。他知道我上五年級時被選為小學生會主席時禁不住大笑起來，以為是件很可樂的事情，而且還是那句評語：這個傻小子！我剛到四川時，水土不服，身體很糟，偶爾和小朋友們一起踢一次皮球，他就顯得很興奮，自己站在草場邊上看，還抿著嘴笑，表示他很高興。他常常研究我的北京話，總是等事情過後把我的說法引述給他的朋友們聽，向別人解釋道：“聽聽，這個詞北京話得這麼說，多好聽！”他很愛帶我去訪朋友，坐茶館，上澡堂子，走在路上，總是他拄著手杖在前面，我緊緊地跟在後面，他從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說話。我個子矮，跟在他後面看見的總是他的腿和腳，還有那雙磨歪了後跟的舊皮鞋。就這樣，跟著他的腳印，我走了兩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國。現在，一閉眼，我還能看見那雙歪歪的鞋跟。我願跟著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擔心，不必說話，不必思索，卻能知道整個世界。

再見到父親時，我已經是十五歲的少年了，是個初三學生。他給我由美國帶回來的禮物是一盒礦石標本，裏面有二十多塊可愛的小石頭，閃著各種異樣的光彩，每一塊都有學名，還有簡單的說明。聽他的朋友說，在國外他很想念自己的三個孩子，可是他從沒有給自己的孩子寫過信；雖然他倒是常給朋友們的孩子，譬如冰心先生的孩子們寫過不少有趣的信。

我奇怪地發現，此時此刻的父親已經把我當成了一個獨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大人對大人的平等態度。他見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稱呼“舒乙”，而且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樣。他的手很軟，很秀氣，手掌很紅，握著他伸過來的手，我的心充滿了驚奇，頓時感到自己長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畢業後，我通過了留學蘇聯的考試，父親很高興。五年裏，他三次到蘇聯去開會，都要專程到列寧格勒去看我。他仍然沒有給我寫過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對朋友們說：兒子是學理工的，學的是由木頭裏煉酒精！他還把這個寫到文章裏，說自己的晚年有“可喜的寂寞”，兒子閨女和夥伴們談話，爭論得不亦樂乎，他竟一句話也插不上，因為一點也聽不懂！

雖然父親誠心誠意地把我當成大人和朋友對待，還常常和我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我反而常常強烈地感覺到，在他的內心裏我還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東北出差，臨行前向他告別，他很關切地問車票帶了嗎？我說帶好了，他說：“拿給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車票，知道準有車票，放得也是地方，他才放心了。接著又問：“你帶了幾根皮帶？”我說：“一根。”他說：“不成，要兩根！”幹嘛要兩根？他說：“萬一那根斷了呢，非抓瞎不可！來，把我這根也拿上。”父親問的這兩個問題，讓我笑了一路，男人之間的愛，父愛，深厚的父愛表達得竟是如此奇特！

對我的戀愛婚事，父親同樣采取了超然的態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選擇。婚禮的當天，他請了兩桌客，招待親家和老友，飯後大家請他表演節目，他說當了公公不再當眾唱戲，改說故事，於是講了他的內蒙之行觀感。他還送給我們一幅親筆寫的大條幅，紅紙上八個大字：“勤儉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這是續礦石標本之後他送給我的第二份禮物，以後，一直掛在我的床前。可惜，後來紅衛兵把它撕成兩半，扔在地下亂踩，等他們走後，我由地上將它們揀起藏好，保存至今，雖然殘破不堪，卻是我的最珍貴的寶貝。

直到前幾年，我由他的文章中才發現，父親對孩子教育竟有許多獨特的見解，生前他並沒有對我們直接說過，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終於懂得了他的愛的價值。

父親死後，我一個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過了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撒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作愛回報給他。

我很悲傷，我也很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