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一下就是兩高一低：份兒錢高、油價高、收入低。司機說：“每個出租公司都不一樣，我的份兒錢一天140元，還得交油費，一天的純收入大概就是100元吧。”他認為，此收入太低，每頓要吃一碗面條6元，還抽煙。自己一天最起碼也得消費20元，一個月就600元，月薪是3000元，占五分之一，一年中無休息日，一天開16個小時。要交房租，女兒上大學，一個月給600元。

“這3000元是乾凈的，用我的血汗賺的，不像公司的領導那樣貪汙來的。”他搞不懂政府的300元補貼是怎麼回事，他先付差不多300元的類似申請費，然後公司用別的渠道給300元，說是政府補貼。資金流動顯得很複雜雜、不透明。他說，目前的出租車公司有兩個問題：一是體制；二是苛刻。“我們的工作都是老板說了算，很獨裁，壓制我們職工不讓發表任何的意見。對開車的要求也太苛刻，一年不能犯一次錯誤，別說闖紅燈，連停錯車位也不行，否則被罰款。我去年一共被罰了3000元，這樣怎麼生活啊？”

脖子痛，腰痛，血壓高——公司領導對司機陷入的健康危機毫不關心。但令人感到溫馨的是，這位司機在這麼苛刻的狀態下，還能對我這樣一個老外乘客那麼禮貌，還鼓勵我好好學習。“要有最起碼的職業道德，我是抱著集體榮譽感開車的。可是，的哥也有的哥的困境……”

不過呢，無論的哥有著怎樣的困境，你們迫使乘客給零錢，或主動表示“我沒帶零錢”的情況，我非要表示抗議不可，明知道你是需要隨時帶著零錢的職業，還不帶。要不然你就不要靠這行吃飯了，幹脆找一個不用帶零錢的工作得了。

談到零錢問題，我再說兩句。2009年11月下旬，我遇到了非常令人憤怒和沈思的一件事。我在北京東四環外的一家小賣部買零食和飲料，一共18元，因有標誌，買單前就能知道價格，看了錢包，只有50元，我就只好拿著這張綠色的紙幣。

走近收銀臺，服務員看了一下說：“先生沒有零錢嗎？”我回答：“沒有，麻煩你幫我找一下。”服務員以輕松無辜的表情說：“我也沒有呢。”我困惑：“哎喲，那怎麼辦？”“先生到旁邊的店破錢吧，我這忙著呢。”我立刻帶著口氣反駁：“哪有這樣的道理，我是客人啊，你怎麼可能讓我去破錢？”服務員生氣地說：“我也沒辦法啊，那你別買了唄。”

此家小賣部的壽命，恐怕不會很長。其實都是小事，卻讓我突然間自言自語：對了，平時在北京消費的時候，往往由對方——服務員、銷售員主動提出“有沒有零錢”，包括我經常點的外賣，說完菜單，電話那邊務必要確認我有沒有零錢。其消費習慣在不知不覺中變得被動，甚至有些緊張，挺奇怪的呢。

在日本，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日本的服務員不會問“先生有沒有零錢”，更不會讓消費者破錢，他們及時準備著任何面值的零錢。

確信，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倘若消費者能主動給出零錢，服務員會很高興，畢竟不用找零錢嘛，被積累的零錢，到時候絕對也發揮作用。問題是，在消費者面前，服務者到底應不應該準備零錢？答案很清楚：應該。不準備零錢是不應該的，準備零錢屬於服務業基本工作的範疇之內，否則別幹這行了。假如一名數學老師不具備數學知識，或者一名家電維修師不具備維修技術，這些人有資格在市場上生存、競爭嗎？那麼，不管消費者給的是哪一種顏色的紙幣，即使面對1塊錢的消費，消費者給的是100元，服務員也必須面帶微笑去找99元，這叫做服務。

親身經歷之後，我堅決主張，服務員主動向消費者提問或要求“有沒有零錢”，嚴重缺乏服務精神。超市的服務員、出租車的司機、機票的送票員，凡是與服務有關的行業人士，若曾經向消費者提過此句，請立刻反省，今後再也不能這麼做了。我也建議，所有服務業的老板們在這一簡單而本質的問題上，需要重新教育現場的工作人員。

同時，作為一名服務業的消費者和受益者，我也自我反思。如果手裏有零錢，考慮到服務方的便利以及對此的尊重，應該主動加以提供。萬一遇到服務方沒有零錢的情況，也應該耐心地等待對方找零錢。

在國家正面臨擴大內需，鼓勵個人消費的今天，圍繞消費的甲方與乙方之間建立比以往更加健康、和諧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關系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是，兩者之間能否保持態度上的自律和溝通上的默契。

最後還要強調的是，服務的方向永遠不變，服務方準備零錢，天經地義，向服務對象要求零錢，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