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上臺只有一個多月的時候，中國突然在外交上推出了一些強硬的舉措，這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註。

2008年11月26日，由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將與達賴喇嘛見面，中國方面推遲了、或者說是暫時取消了在法國舉行的中歐領導人峰會。對於法國總統近日表示與達賴會見並非是針對中國，並非想損害中法、中歐友好關系的說法，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在12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說：“我想這樣的辯解解決不了目前中法關系所面臨的困難。法國領導人執意會見達賴幹涉了中國內政，損害了中國核心利益，法方應該清醒認識到目前問題的嚴重性，正視中方的態度，采取有效措施，為中法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創造條件。”

12月8日，中國海洋監察船只進入了釣魚島（日方稱為“尖閣諸島”）附近水域，日本政府對此表示強烈的抗議，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12月8日晚對此回應說，“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方有關船只在中國管轄海域進行正常的巡航活動是無可非議的”，並在12月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不認為在中國管轄海域開展正常的巡航活動有何‘挑釁’可言，至於中方何時再派有關海監船去巡航，應由中方決定。”

12月8日，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在門戶網站上宣布，由於從比利時巧克力、意大利白蘭地酒、英國調味醬等多種歐洲輸華食品中相繼檢出質量安全問題，將對其進行為期90天的“風險預警”，這期間將進行更細致的檢查，並很可能查出更多的問題。

只舉了三個例子，就已經涉及到了西藏問題、中日關系、中法關系、中歐關系、食品安全、國際貿易戰等2008年的熱門問題，而中國在這些領域裏，都正在“主動出擊”。

這些措施在2008年年初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當時，中國外交部正在努力撲滅這些領域裏的“大火”。達賴喇嘛在3月份的西藏事件爆發前後，曾經到全球許多地方活動過，並獲得包括布什在內的多國領導人的接見，當時中國並沒有采取行動抵制過達賴的活動，相反，還曾經暗示對達賴本人和達賴集團應當作出適當的區分，或者說他本人可能沒那麼壞。在中日之間，雙方把工作的焦點放在胡錦濤主席時隔10年的歷史性對日訪問──“暖春”方面，東海方面的談判也在兩國展開“共同開發”上達成了原則性共識，取得了不小進展，連邊界上的巡邏都比較“謹慎”。食品安全方面，中國有關部門的工作更是完全放在解決河北省石家莊市發生的“毒餃子”和“毒奶粉”事件上。事實上，曾經有媒體試圖在毒奶粉事件爆發初期炒作日本食品的質量問題，對此連國內輿論都覺得“太過分了”。再加上一些人權、人民幣匯率、貿易戰之類的老話題，基本上把中國外交部的精力全占用了。政府的宣傳也提示國民不要過多地關註這些國際動態，把精力放在國內“辦好奧運”上，因為中國隊的表現遠比當時的國際新聞更能讓國民感到自豪。

然而，短短幾個月時間，這種狀況戲劇性地改變了。外交重新成為了政府吸引國民註意力的精彩遊戲。在我看來，這一有趣的變化是在內部和外部多方面的影響之下出現的。

首先，從內部來說，2008年臺灣選舉中國民黨的重新上臺，讓中國的對手失去了極為重要的“臺灣牌”。從此以後，發展中國家很難再靠說一句“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從北京獲得貸款、援助，滿載而歸；歐美國家也不能再用向臺灣出售武器，或邀請陳水扁到本國的某個機場“過境”兩個小時，作為對付中國的辦法。還有，北京奧運會已經圓滿結束，為“保證奧運順利舉辦”而緊張了七年的中國官員，終於獲得了難得的輕松。中國已經證明，自己能夠舉辦奧運會這麼隆重的國際盛會而不遭到任何國家的正式抵制。今後，“抵制”中國將變得更加難以想象。既然對手手中的“臺灣牌”、“奧運牌”這兩張“王牌”都已經打出來了，那麼，中國自然就會打出自己的牌。

其次，從外部來說，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也不像年初傳遞奧運聖火時一樣“不好得罪”了，任何程度的“錯誤”或“虛弱無力”都會為其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增添變化。比如，法國總統薩科齊的計劃是利用中法之間的“戰略夥伴關系”和法國作為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成為“北京和達賴之間的調停人”，來提高自己的威望。在奧運會之前，他在西藏問題上做出了許多動作，令中國國民非常憤怒，但中國政府沒有與他進行正式的對抗，甚至允許他勉強達到了“促使北京與達賴重新談判，否則不訪問北京”的目標。可是奧運之後，當薩科齊想在中歐峰會期間，在一個掛著歐盟十二星旗的房間裏會見達賴的時候，中國大膽地對他實施了報復，並且明確地表達了對他的不滿。

12月7日晚，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奉命召見法國駐華大使蘇和，就法國總統薩科齊日前在波蘭會見達賴提出嚴正交涉：“薩科齊總統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中方的一再嚴正交涉，執意以法國總統和歐盟輪值主席的雙重身份會見達賴，粗暴幹涉了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了中方核心利益，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破壞了中法和中歐關系政治基礎，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抗議。”中方稱，法國與中國作為“戰略夥伴關系”更應該“互相提出更高的要求”，薩科齊以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會見達賴，是“把自己的錯誤做法推向歐盟”。

法國對整個歐盟實施了報復，然後表示應該讓薩科齊一人負責。總的來說，中法在美國新總統上臺之前進行了幾輪較量，中國雖然未必獲得了多少利益，但法國、尤其是薩科齊本人，卻成為了失敗者，成為下一個試圖靠影響中國而獲得威望的領導人的“前車之鑒”，這對於奧巴馬來說也是值得考慮的。

另一個例子則是日本，主要的原因倒不是日本的政策錯誤，而是國內政治的鬥爭限制了外交的施展。目前，在幫助對華外交上取得切實進展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福田康夫已經辭職，麻生太郎上臺不久就動不動面臨著支持率不高而且持續下滑的趨勢。根據日本《朝日新聞》在12月6、7日舉行的輿論調查，麻生內閣的支持率從11月8、9日的37%下降到22%，至於“誰最適合做首相”，麻生（30%）甚至敗給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35%）。在這樣的政局不穩的形勢下，麻生正期待12月13日在日本福岡縣舉行的首屆中日韓首腦會議來挽回局面，中國則會考慮通過有爭議島嶼方面的相關事態來進行“試探”，也可能是按照漢語裏的說法，給他“一個下馬威”。此時，麻生如果采取比較強硬的動作來回應的話，這次作為東道主首次主持的中日韓首腦會議就會受到影響，外交上就會立即陷入困境。同樣由於三國首腦峰會發生在美國新總統就職之前，在沒有美國支持的前提下，日本很可能采取“忍”的態度，淡化處理此事。果然，本來被稱為“對華鷹派”的麻生保持平常心地表態：“很遺憾，明明是侵犯領海。”中國似乎占了上風。

最後，世界範圍的金融危機同樣也在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決策。一方面，讓所有國家都面臨經濟上的問題，各國都開始考慮如何才能從國際上獲得幫助，解決經濟問題。而在這個方面，中國不僅一點都不邪惡，而且還有可能成為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天使”。這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經濟、貿易等方面主動出擊的話，那麼中國的“要價”也就隨之提高。而另一方面，中國作為金融危機的受害國，也需要采取一些外交上的行動，起到轉移國民註意力，甚至幫助國民重建信心的作用。這樣，“亮劍”就成了中國的選擇。而由於上述因素的長期性和戰略性，恐怕中國的外交之劍在未來還會拔出更長，發出的亮光更多。

總而言之，2008年是中國外交的多事之年，但是，“亮劍”已經為這些事件畫了句號，並給了奧巴馬時代的中美關系與世界秩序一個戲劇性的開端。2009年提前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