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國際政治，自以為是堅定不移的女權主義者，一向相信假如婦女掌控全球政治的話語權，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加和平而美好。我在日本的時候，也曾救過受流氓欺負的女性。我把維護婦女合法、合理的權益和尊嚴視為所謂正義。

國際政治理論中的“女權主義”也好，發自內心的正義感也罷，有個很現實而重要的前提或立足點，即婦女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普遍比男性低，在某些國家甚至低很多。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21世紀潛在超級大國的“崛起中國”，婦女們的社會地位相對偏高，這得益於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婦女政策。我如此推論有三個依據：

其一，中國婦女在工作崗位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中國，女性在政界、商界、學界、媒體界、文藝界等各個行業占有較高的位置，甚至成為某一領域的領軍人，這並非“個案”。雖然人們通常向那些女性表示“不容易”，卻不把它視為“不正常”。

在我看來，吳儀、劉延東等女性政治家具有獨一無二的社會發言權和滲透力；《財經》雜誌離職的胡舒立、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劉彭芝等都是典型的女強人，其成功經驗頗有說服力。

其二，中國女性在跟男性的實際思想、話語戰爭中並不處於劣勢，最顯著的場合就是戀愛中的男女關系。據我觀察，中國女孩子對男孩子是不客氣的。逛街把行李扔給男人，而不給反駁的權利；經常抱怨男人不體貼，不改善就分手、離婚，男人“妻管嚴”的現象較為常見。雖然在個別農村，男尊女卑的封建習俗仍有殘余，然而，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蝸居生活中，幾乎感覺不到男尊女卑。新中國成立以來，男女之間的關系無疑正走向逐漸平等、平衡、平行的過程。

其三，中國婦女在與日本婦女的對比之下顯得更有地位。我曾無數次聽中國女性說過，“日本女孩子的地位太低了，我絕對不嫁給日本人！”她們對“日本姐妹”表示同情。與中國女性相比，日本女性的地位顯然偏低或極低。在自民黨下臺前夕擔任防務大臣的美女政客小池百合子，與民主黨聯合掌握執政權的社民黨黨首福島瑞穗等是個“例外中的例外”。在商界、媒體界等領域，幾乎看不到女士擔當總裁或主編的情況。很明顯，日本社會至今依然保持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不過，從家庭結構中能察覺到一點日本女性強有力的“自我安慰”方式。“家庭主婦”往往掌握著全家的財政權，逼迫老公把每個月的全部薪水拿出來，對家庭開支重新分配，向老公發放零花錢。日本婦女在家庭權力結構上比中國婦女高一些。

目前，轉型中的中國在社會層面上存在著許多錯綜復雜的差距，比如城市與農村、富人與窮人、沿海與內陸、白領與農民……日本有識之士近年來紛紛表示擔憂：“日本越來越變成格差社會。”

之所以提到“格差”，是因為我認為在目前中國的社會現狀下，男女之間的“差距”根本不足以成為什麼問題，頂多是個“現象”而已。差距延伸出去後往往導致失衡。然而，與其他失衡相比，男女之間實力、權利、地位上的不平衡的確不算什麼。中國有著更多更深的差距和失衡，或許，這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農歷九月九日是中國傳統節日重陽節，又稱“老人節”。《易經》中把“六”定為陰數，把“九”定為陽數，九月九日，日月並陽，兩九相重，故而叫重陽，也叫重九。據說，重陽節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到了唐代，重陽被正式定為民間的節日，此後歷朝歷代沿襲至今。

9月21日是日本的“祝日”——敬老日。全國各地開展各種文化活動，向老年人表達敬意。日本與中國一樣，有許多祝日：兒童、文化、體育、勤勞感謝、天皇誕生等。只是日本的節日，除了正月（元旦）之外，基本都只放一天假。

“敬老日”從1966年被納入為祝日。那一年，日本人的平均壽命為男68歲，女73歲。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如今日本人的平均壽命為男79歲，女86歲。應該說，日本是名副其實的長壽國家。

日本正在進入世界上史無前例的超高齡化社會。隨著這種少子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不平衡現象的發展，日本人越來越消極、甚至負面看待長壽問題。

日本內閣府於最近進行的“關於少子化對策的特別輿論調查”結果表明，有83%的人因少子化的進展對日本的未來感到擔憂，這個數字比2004年的調查增加了6.3個百分點。根據厚生勞動省的預測，日本勞動力數量在2005年達到峰值的6770萬人後逐漸下降，到2025年減至6300萬人，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也將逐漸向“頭重腳輕”的方向發展（15～29歲為17.1%，30～59歲為63.5%，60歲以上為19.7%）。內閣府發表的《2008年少子化社會白皮書》指出，如果不能改變少子化趨勢，2050年日本勞動力人口將減至4228萬人，還不足2008年的2\/3。

與美國人不同，日本人愛儲蓄，謹消費，大家普遍擔憂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年輕人擔憂自己幾十年努力幹活兒儲存的養老保險是否能回到自己的手上，退休之後靠著養老金過日子是否可靠，大家普遍缺乏安全感。內閣府“關於社會保障制度特別輿論調查”結果表明，有75.7%的人對現有社會保障制度感到“不滿”。

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似乎都在各忙各的，幾乎沒有時間交流，社會心理出現了難以消除的“斷層”。在老年人逐年增加的日本，社會福利行業人員最為辛苦。我母親在養老院工作，經常每天工作15個小時。母親經常感嘆：“家屬們都把自己的父母扔給我們。我感到老年人很寂寞，始終抱有無家可歸的心情，必須有人去照顧、關懷他們。但我們的能力有限，希望政府能夠多關心，增加人員和經費。”

少子化確實嚴重，牽涉到國家命運。人口的龐大無疑是國家硬實力，但一旦失衡，它也將變為造成社會危機的不安要素。同時不能忽視的另一深層的矛盾是，社會現代化與國民的壽命幾乎成正比例增長。

國民應該對少子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種種問題表示密切關註，但這點就足以破壞期盼長壽這一傳統美德嗎？難道老年人是整個社會的負擔嗎？年輕人為何光從社會發展角度，而不從人的發展角度去看待並敬重老年人呢？

“國民長壽”對一個國家來說同時意味著成功實現了以人為本，代表著社會的成熟度。社會發展到今天，長壽依然是美德。正是在人們普遍擔憂社會老齡化的此刻，或許日本人應該回到根本，敬重長壽的長輩們，即“敬老”。

中國是正在實施計劃生育的人口大國，中國人不能忽視日本人在“少子化”這一現代矛盾與“長壽”這一傳統美德之間的徘徊，而應該把它當作一面鏡子，因為中國將來也很有可能面臨“少子化”現象。我深知，中國人是重視緣分、講究關系、敬重長輩的民族。但以同樣屬於東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經驗來看，中國未來的社會能否避免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的心理斷層，也只能說未必，對此，中國人應該懷有適當的警省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