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節前，我暫住廣州，本來的目的是離開煩躁的北京，來這兒放鬆辦點事的。沒想到，這裏比前幾年忙著“奧運工程”的北京還亂、吵、糟。不分晝夜地修路、建樓、拆房，老百姓安靜的日子沒了。

廣州居民用“擾民工程”形容廣州為迎亞運而展開的多項工程，它們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狀況。《廣州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對此事有很多痛罵之聲和激烈討論。1月19日，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蘇澤群在市建委的協調會上用“三個一塌糊塗”——管理漏洞、監管漏洞、道路整治工程漏洞都很多——形容部分整治工程“不負責、不到位、不得力”。蘇市長發火的前三天，不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市政府亞運會籌辦工作情況報告未涉及資金來源和去向表示不滿，“亞運會到底要花多少錢誰也說不清楚，有的說要花2000億，但是沒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廣州市政府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為迎接2010年亞運會，廣州投資20億用於新建11座比賽場館和改修舊場館，圍繞亞運村、新聞中心、地鐵運輸和市政基礎的建設投資總額將達到2000億。一位項目咨詢師介紹說：“許多工程項目本來沒打算落實。金融危機爆發，中央決定拿出4萬億刺激景氣後，政府就趁機與亞運工程結合起來加強了公共設施建設的力度而已。”據悉，在目前5條地鐵路線的基礎上，廣州在未來幾年內還要建5條。

觸景生情，我回想起北京正邁向奧運會“折騰”的場景。在廣州的大道上看到的“迎亞運，講文明，樹新風，促和諧”“我排隊，我禮讓，我快樂”等口號，都曾在奧運前的北京隨處可見。作為北京居民，當時感覺到的除了來自各種“奧運管制”的壓力之外，是一種“活力”。一切都為了奧運，每天一個變化。但感觸不同的則是圍繞房子拆遷等城市改造的爭論。我在北京從未聽說過廣州有什麼“擾民工程”類的諷刺之言，是此次到廣州，通過與本地人交流，接觸媒體報道，了解高官動態，才慢慢聽聞到的。

不能不反思自己觀察力的不足和遲鈍。冷靜下來思考，卻覺得很正常。中國每一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特點和風格，許多方面根據“潛規則”是互不干涉的。廣州亞運的籌備工程是靜悄悄開展的，只有廣州居民或相關人士才去關注那些信息和動態。記得，在北京籌備奧運期間，我去過上海、廣州等其他大城市，出乎意料，絕大多數外地居民都不怎麼關心奧運，有的還不知道開幕式的日期及誰是總導演等。

奧運本質上是由北京市政府主辦的，北京市民去觀看的。除了那些克服嚴峻的交通形勢和昂貴的門票價格的“上京”觀眾之外，對於外地人來說，反正在電視上觀看嘛，不管是北京辦還是雅典辦，付出的成本是一樣的。北京居民可以試想一下，你們對上海世博會抱著多大的關心？覺得與自己有關係嗎？知道廣州亞運是哪一月的哪一天開幕嗎？想去捧場廣州辦得多麼牛嗎？

奧運、世博、亞運，都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國家大事”，三者之間的關聯更不言而喻，都是與發展祖國經濟、提升政治影響力、擴展軟實力等息息相關且相輔相成的。然而，不把三者刻意聯系在一起，或許也是一種進步。奧運歸奧運，世博歸世博，亞運歸亞運，歸根結底，是對國家“地域性”和“多樣性”的深刻講究，用一句話說，就是“少政治化”。

時隔10個月，我又回到了亞運前夕的廣州。

11月1日下午，晴天，不冷不熱，很舒適的天氣。廣州進入了“亞運狀態”。從東莞過來的路上，司機發現：“我今天開的是雙號車呢？我忘了今天廣州開始限行。加藤先生，怎麼辦？但好像沒什麼啊，管得沒那麼嚴。”當時時間也很緊張，我隨口說：“嗯，沒事，就這樣過去吧。”

結果，一到高速公路進入廣州市內的叉口上就被兩位警察攔住了。“請出示身份證，快點，今天是限行，師傅，你也不是不知道。”這種場面，我在中國見多了，警察和司機之間一般通過辯論，談判，人為地解決，兩者往往陷入情緒化的溝通。那次不一樣，廣州警察相當冷靜，我們這邊也沒有情緒化，雙方相當理性。最終，司機師傅被罰了200元，扣3分。

看看周圍，路上警察特別多，城市帶著一種緊張的氣氛。我3個月沒來廣州了，城市面貌確實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道路寬了，原來裝修特別吵、亂、髒的工程基本消失了，反而產生了相對井然的秩序。

我很喜歡廣州的本土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節奏很慢。早茶，下午茶，晚上的宵夜，都能反映出廣州人的休閑和輕鬆。正逐漸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廣州，在我看來也不適合搞政治，居民的政治敏感性不強，對自己生活權益的維護意識卻很強，因此，這裏的媒體比較發達，也比較敢說敢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新快報》、《羊城晚報》……都是我來到廣州必讀的報紙。當然，《南方周末》也是我最喜愛的報紙之一，在北京每期必看。

下午在上下九步行街，接受廣州媒體的年輕朋友們的集體采訪，實際上，就是邊喝邊聊，由我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同學楊輝來組織。我一個月前就把去廣州的消息告訴了這個兄弟，他熱情接待了我，還介紹了許多當地媒體的朋友。在中國，做任何事情“學緣”都很重要。那裏很有“老廣州”的氣氛，是個繁華步行街，但老百姓依然過著相當傳統、休閑的日子，似乎根本不關心亞運會，生活依然繼續。

天黑了之後，大家步行去了西關恩寧路的小胡同。自北京奧運後，時隔兩年我看到了新一輪拆遷潮。高樓與破房並存，“拆遷委員會”的辦公牌子依然高掛著。聽他們說，這個地方已經被當地媒體挖掘得差不多了，已經不是報道點了，很多廣州人都知道怎麼回事了。好吧，我就不多寫它了。

11月1日是廣州公共交通免費的第一天，22時坐了地鐵，乘客超多，無序。看到了安全檢查的機器，跟北京是一樣的，卻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檢查乘客的行李，站臺裏也沒有指揮人員，只有廣播的聲音，沒有人理它。後來，《新快報》跑地鐵的記者告訴我：“亞運期間公交地鐵免費的措施取消。周六晚九點半政府緊急開發布會宣佈的，最大原因是龐大客流已嚴重超過地鐵客運能力，隨時有安全問題。第二天早上地鐵裏少了很多人。價格果然是最好的杠桿。”

我回應說：“噢，是麼，挺意外的，政府怎麼改變初衷呢？”記者冷靜地答道：“不意外，廣州人一向比較務實。安全比面子更重要，出了踩踏事故的話會更丟臉。”廣州人顯然不適合搞政治。亞運期間，體育歸體育，不把它政治化，大家純粹地享受節日的歡樂即可。

11月1日24時，我們到了地鐵5號線科韻路站附近的同學家，《羊城晚報》的員工宿舍。同學之前說很簡陋，但從外面看挺好的，就像北京普通公寓似的。走到8樓才發現，與外觀的反差太大。我嚇了一跳，“這是怎麼回事啊，根本看不出來！”據同學介紹，這是那個著名的“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