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走進社會，辛苦是自然的，而父母就成了最佳保姆，提供買房首付，打理家務，照顧孫子孫女，這似乎是個常態。此外，一部分有錢人搶奪市中心的大房，收入水平不高的絕大多數被邊緣化，只能買到離市中心很遠的小房子或破房子。政府推出的經濟適用房政策似乎也無法滿足低收入群體的生活需求。

收入與房價之間的失衡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更加嚴重而深遠的命題是：中國人盡早追求大房子的觀念與一個轉型中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前景極不樂觀。而把房子和車與婚姻掛鉤的觀念更令人難以接受。在日本或歐美，哪有這麼荒唐的邏輯思維？

據統計，2007年日本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是中國的兩倍以上。日本人並沒有因為房子而背上沈重的包袱，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房市趨於平穩，另一方面，日本人的觀念也有可借鑒之處。日本人通常認為，城市化歸根結底是把產品、東西、建築等事物縮小化、輕量化。換句話說，現代化是從大、多等量化走向少、小等質化的過程。真正有錢人是買最小的數碼相機、最輕的筆記本電腦、最環保的車子以及利用率最高的房子，因為那些才是真正的高級品。這一邏輯也符合環境保護、城市建設、科學發展等價值取向。

相比之下，如今很多中國人依然把大、多等標準看得過重，比如，奢侈的房子、豐盛的飯局。或許，在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果的同時，中國人還需要一場觀念改革，從有錢、有文化、有條件的人做起，盡可能把“縮小”和“輕量”等真正現代化的習慣視為美德。

周圍的中國人經常自問：“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許多人為此感到困惑。我的感覺是，這種匱乏的“核心價值”並不是西方老生常談的人權、自由、民主等“理念性價值”，而更傾向於去年同樣相當流行的，我看過的第二部中國電視劇《潛伏》中的余則成常說的“信仰”：“我有信仰，任何時候都不會動搖，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相信自己的選擇。”

西方意義上的價值觀也好，《潛伏》裏的信仰性價值觀也罷，都或多或少帶著意識形態或宗教的色彩。就像古希臘亞裏士多德說的，“人是社會的動物”，現實社會與意識形態或宗教之間的掛鉤不可避免。日本人不信宗教，但尊崇以神道為基礎的某種信仰。它以讓人們自律的方式忠誠於穩定與秩序，為社會的和諧發展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只要服從秩序，從中能夠獲利。

西方則以宗教的形式讓人們忠誠於穩定和秩序，為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帝告訴你要好好勞動，你就好好勞動。基督教給予了生活上的規範與人生上的價值取向。在人們的生活中，沒有“潛規則”可循。

任何發達國家社會都醞釀著類似的核心價值觀，能夠讓民眾在自律的前提下順從社會秩序，從中獲利。一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對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需求越大，越需要能夠約束或制約老百姓盲目膨脹、破壞秩序的信仰機制。否則，歷史告訴我們，社會很難往健康的方向發展，一定會中途受挫，甚至半途而廢。

轉型中的中國似乎缺乏如前所述的價值觀。之所以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容易感到迷茫、浮躁，是因為他們沒有能依靠的精神之托。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物質發展和精神文明之間正在導致嚴重的失衡。年輕人、商人、媒體人、政治家，都無法在精神上追蹤經濟的、物質的、現實的增長。從中國特殊體制看，拿著以往西方或日本的例子去比較，詢問“中國也會遭受泡沫經濟或其崩潰嗎？”幾乎沒有意義。更應警惕的是在未經歷物質泡沫下的精神泡沫及其崩潰，正在蔓延的則是價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價值觀或信仰？儒家思想是重要選項。日本的社會穩定和秩序，以及人們對此的絕對服從，歸根結底是吸收、加工儒家傳統的結晶。日本人從小在家裏、社會上實踐到底什麼是和為貴、天人合一，在學校裏學了12年的道德課。日本模式證明，儒家傳統或許能夠給一個轉型中的社會帶來頗有生命力的價值觀和信仰。

值得警惕的是，過分炒作儒家思想，宣傳所謂“古人的經商之道”、“向孔子學習如何走捷徑”此類的話題，只能造成更加嚴重的拜金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變成拜金，信仰變成實用，後果將不堪設想。

“有錢人”興高采烈地宣稱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但歷史證明，在真正意義上發展經濟、培育社會、開放政治、發揚文化的大前提絕不是大家盲目追求賺錢的拜金社會，而是大家主動律己，尊重秩序的規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