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節前後我到廣東東莞待了兩周左右，借機對東莞進行了一番了解。

2008年東莞在城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上奪得了第1名——30275元。根據2005年9月由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測評結果顯示，東莞28個鎮全部上榜，11個鎮名列前100強。其中，虎門摘取千強鎮桂冠，長安與塘廈分別居於第3位和第5位，常平、厚街和鳳崗等8個鎮入圍前百強。

我曾多次到過這些鎮。在那裏，五星級酒店聳立，很多還在大力建設中，住一晚500元左右。在這裏出租車是不打表的，即使是不超過起步價的近距離，乘客也隨便給20元，否則司機不會拉你。總之，你一定會懷疑：“真的是一個鎮嗎？”有點進入迪拜的味道。

富裕鎮也面臨著不少問題。不少居民向我舉報說：“這裏有很多臺商，大部分都屬於黑道，賭博、非法交易、搶劫、殺人等現象很普遍，治安特別惡劣”。到了常平、長安等鎮的街頭，那些“賣春”的女孩子隨處可見。東莞的“娛樂場所”全國領先，早就形成一條產業鏈，明顯感覺到娛樂支撐著這一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我很好奇：它究竟在東莞GDP中占多大比例？固定答案當然是沒有的，具體統計應該也是不存在的。但一位本地大地主告訴我：“大概5%到8%吧。”

這些年來，東莞市領導在其著名“黃賭毒”的蔓延面前感到巨大壓力。有關部門已經出臺了《東莞市公安局查禁“黃賭毒”若幹規定》，政府高度重視並遏制不良行為和現象的蔓延，維持良好、健康的城市面貌。但據我對有關人士的采訪，政府的努力似乎沒有起到緩和作用，無法控制基於市場原理的自然現象。春節前後，我在街上遇到過來自重慶，受到薄熙來“打黑”政策影響，集體坐車到東莞“謀生”的50多個女孩子。

娛樂產業的異常繁榮與東莞獨特的發展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東莞戶籍人口160余萬，外來人口700萬至1000萬，以外向經濟為主，以加工貿易為主。目前東莞擁有16000多家外資企業，14000多家是從事加工貿易的，其中9000家是來料加工的。作為全球著名的“制造基地”，“東莞模式”依靠的經濟拉動方式無非就是“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由外商提供設備、原材料、來樣，並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由中國企業提供土地、廠房、勞力。“耐克鞋”恐怕是其中的代名詞。諾基亞、三星等國際知名企業也以東莞作為制造基地，壓低成本，擴大規模，提高利潤。

嚴重依賴外向型經濟的東莞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最大。2010年3月5日，市長李毓全接受《羊城晚報》和鳳凰網的聯合采訪時描述金融危機後的復蘇狀況：“整個加工貿易這一年多轉型的力度很大，效果也比往年好。去年轉型的有400多家為獨資或合資合作企業，更重要的是，去年有120多億元被投入技術更新，比正常年份增長一倍多，看得出來，企業技術調整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比較高。”“我們感到擔心的時期、最困難的時期，基本上過去了。今年1月，東莞規模以上工業增長10.8%，財政總收入增長42%，一般性預算收入增長14%，出口增長34%。”

然而，加工業老板們對現狀的認識與對未來的預期並不樂觀。一位長期擁有政府關系的國企老板對我說：“金融危機後，至少35～40%的外企撤出東莞，富裕鎮的三分之一工廠倒閉。”這段時間，我也參觀了後危機時代的東莞加工業面貌，許多工廠確實是空的，顯然處於停工的狀態。一家為俄羅斯品牌加工內衣的老板向我介紹說：“金融危機後，員工減少了五分之一，缺工是不得不承認的現實問題。”

“民工荒”是襲擊東莞的典型範例。春節前後，為了應付普遍蔓延的缺工現象，“不差錢”的政府采取了不少緊急措施，比如跟人才中介機構有機互動，通過在媒體上登廣告等方式，組織型地展開招聘工作。據我對本地企業家的采訪，東莞最低工資迄今為止從原來800元左右上升到920元左右，再加加班費，民工的月薪最起碼達到2000元，有的還超過3000元。“那些民工變得越來越聰明，不給2000元，人家不給你幹活兒。但你想想，我們給的條件都是包吃包住，待遇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差。”

我觀察到，依靠外來流動人口保增長的東莞政府非常重視打工者的社保以及其子女的上學等問題。“我感到，他們打工不光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很多是為了下一代。所以這幾年我們會加大民辦學校的建設，加大公辦學校的招生等，幫助在東莞的新莞人、外來人解決孩子讀書的問題。”市長李毓全表示說。

不過，要從根子上解決“民工荒”問題，東莞就務必面對所謂產業升級的問題，否則一切措施以短命而告終。市委書記劉誌庚曾說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沒有品牌永遠是替別人打工。”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是必需的。“東莞不轉型，就沒有未來”，一位政府官員對我說。在後危機時代，東莞再也不能依靠“三來一補”來粗放、盲目地保增長，而正式進入“調結構”的階段。“三來一補”才是阻礙東莞始終無法實行自主創新，自力更生的“內因”。

然而，基於本土化、國產化的品牌建設過程並非那麼容易。絕大多數企業無法承擔為創建品牌所付出的人力、研發、市場等必要成本，而陸續撤退。來自政府、市場及輿論過快的轉型需求正在削弱企業的競爭力，加劇企業之間的互相淘汰率。“東莞從中央政府采取的4萬億緊急撥款中得到的恩惠太少，相對於內地許多城市，東莞的優勢已經不明顯了。”一位水利工程企業的老板對我說。

難以創建自主品牌，政府就開始靠招商引資來彌補空白。據悉，這兩年，東莞政府高層多次訪問外國展開“招商之旅”，但似乎不太順利，沒有奏效。不難想象，東莞領導人的壓力極大，既要保增長，又要調結構，正陷入非常尷尬的兩難處境。官員的天生素質首先是為上級服務，追求政績。對相關領導人來說，既然後者暫時無法去落實，就不得不把政策優先投放於前者。

據內部人士透露，東莞市政府在未來5年內計劃投資7000億人民幣，來促進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的財政政策必然有利於政府保增長，能夠保證就業，抑制失業率，維持社會穩定，卻絕不利於政府面對產業升級、創建品牌、城市化等轉型命題。一位曾負責城市建設的官員擔憂地說，“政府主張，只有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才能引進更多外來資源。但這只是自上而下的借口而已，只好把轉型任務無限期地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