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中旬我在日本。13～14日在有著名“中華街”的橫濱采訪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11月13日下午17時26分～48分，胡錦濤主席和菅直人首相突破自撞船事件以來始終無法擺脫的互不信任，進行了22分鐘的正式會晤，為接下來的中日關系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礎。

此輪APEC多邊外交，至少對中日雙邊關系來說，不是走廊或沙發式的非正式外交。正式的首腦會談能否召開，無疑是人們關註的焦點。實際上，兩國政府直到當天下午才宣布進行正式會談。一名日本外務省幹部對我表示，“中方希望最後一刻才公開”，從中不難看出，胡錦濤此次趁APEC會議實現中日首腦會談是如何的艱難，主要原因是，國內依然存在許多反對的聲音。

13日早上坐車到達橫濱站，APEC會場周圍有超過兩萬的警察進行把控。橫濱出動了所有警力，其他地方的警察也來到離東京不遠、位於關東地區的橫濱支援。附近所有商店、超市的服務員身上都戴著“我們支持APEC”的小牌，實際上是在表明：我們不會去做幹擾政府舉辦會議的事，會好好服從於政府維穩工作。

那天的橫濱讓我聯想到的，當然是舉辦國家大事相當拿手的中國。安保和宣傳是很重要的，畢竟那麼多國家的首腦都來到日本一座城市，日本有責任平安、順利地舉辦這場國際會議。但我發現，原來日本也像五中全會期間的北京、世博會期間的上海、亞運會期間的廣州一樣，如此重視國家和城市的“面子問題”。我在這座擁有日本最大“唐人街”的城市待了三天，最大的體會不是這座城市的魅力，而是日本這個國家濃厚的“面子”味道。與我一起采訪會議的許多國內外記者看到這一場面後覺得很正常，沒什麼奇怪，認為一個國家舉辦國際會議本來就是舉國體制，安保第一，面子第二，效率第三，人權第四。這叫國家間政治，或國際政治，大國也好，小國也好，民主也好，獨裁也好，或許，國家在超越制度安排的根本命題上，還是殊途同歸的。何況，當前菅直人內閣的支持率不斷下降，對他來說，APEC是靠對外政策得分的絕佳機會，好好主持、安全圓滿結束，是執政黨的基本需求。

14日上午，中國外長楊潔篪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在友好的氛圍下進行了會談。前原外相對中國在後危機時代的成長戰略、發展戰略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起到的重要作用表示了“敬意”。前原外相的對華言論正在明顯改善，他實際上是相當重視對華關系的，並認為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經濟和地區安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中國來說，未來很有可能當首相的前原誠司是重要交往對象，不應把他作為敵人對待，不能把他幾次“失言”作為“不跟你打交道”的唯一依據，這種敵對政策“不靠譜”。我堅決認為，前原誠司這樣“有話要好好說，有事要好好談”的務實、堅定、坦率的政治家，才是中國領導人能夠可持續交往下去的外交對手。我願意相信，前原誠司未來也將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許多國內外有識之士諷刺菅直人政府“橫濱APEC沒什麼成果”，但對中日關系來說，收獲還是很大的。兩個月以來始終停滯不前的許多民間交流活動將陸續恢復，兩國社會的政治氛圍也趨於穩定、平靜。現實中將如何發展，我們拭目以待。

從政治與民間的“接點”角度，首先應關註的或許是正在廣州舉行的亞運會。11月8日晚，中日男足比賽舉行，結果日本獲勝。這本身沒什麼，本來就是體育賽事，勝者和輸者明確才是令人興奮的體育魅力。不過，既是體育愛好者、也是時事問題觀察者的我，一直很擔憂。廣州亞運會開幕前夕，中日關系依然處於敏感和復雜時期，在成都、西安、鄭州、武漢、重慶等城市均發生了不同規模的“反日遊行”，中國國內的對日情緒嚴重惡化，還出現了一些暴力事件。

2003年來華以來，我親身感受了中日政治關系與民間交流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2005年前後兩國關系陷入低谷，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參拜靖國神社，造成首腦外交停滯不前的惡性循環。2008年中日關系則迎來了“蜜月期”，雖然“毒餃子事件”使許多日本家庭主婦覺得“中國是可怕的、危險的國家”，但兩國關系至少保持了表面的友好——胡錦濤對日本的國事訪問、四川地震救災中的中日合作、北京奧運會上的友好氛圍等。而2010年，中日關系又面臨一道分水嶺。在2009年9月民主黨首次執掌日本政權後，外交關系果然出現了拐點。只要政治是國家之間展開的，外交就永遠是內政的延續。自撞船事件發生以來，兩國政府和民眾對對方國家的態度和情緒很強硬、很激烈，使眾多民間交流時隔五年再次停滯不前。

足球又是最容易激起民族主義的賽事，我們應該適當釋放情緒，表現出愛國主義精神，只是務必尊重規則和秩序，就像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經常強調的，必須“依法表達愛國情緒”。

我記得很清楚，2004年在中國舉行亞洲杯的時候，日本隊在重慶遭到了赤裸裸的痛罵，奏國歌時中國球迷大喊痛罵日本；在北京中日之間的決賽結束後，日本駐華公使的公車被砸壞，比賽結束後，日本球迷無法正常退場，只好被隔離起來，在保護下小心翼翼地離開現場。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中日女足賽在秦皇島舉行。那個時候，中日關系氛圍良好，兩國警察又緊密合作，派遣了不少便裝警察，維護了現場秩序，比賽始終在友好氛圍下“和諧”舉行。

而2010年廣州亞運會期間，兩國關系緊張，在中日男足比賽開始之前，我感到相當擔心，因為男足往往比女足更加令人激動。假如那場比賽遭到“憤青”的攻擊，比如日本國旗被燒、日本球迷挨打等情況發生，就像一位日本國家體育官員曾對我表示的，“日本國家隊有可能會認真考慮要不要參加亞運會”。回望歷史，受到“國家間政治”的影響，一個國家的隊員拒絕參加另一個國家舉辦的運動會的情況確實發生過。一個國家的內政不穩定，比如國家動亂、流行感染病等，往往使得其他國家的政府下決心不讓本國運動員赴會。政治和體育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前者往往是加害者，後者往往是受害者。

11月8日那天，中日兩國政府本著合作的精神，經過協商決定：比賽當天有意把日本球迷“隔離”開來，不讓其接觸中國球迷，以免不必要的摩擦和沖突。這種自上而下強制性的措施當然是“不好看”的，對於一場和平盛典來說是很“不成功”的。但考慮到兩國關系的緊張形勢以及順利、安全舉行亞運會的需要，兩國政府采取的措施雖屬迫不得已，但也是理智、務實的。結果，那場比賽中什麼都沒有發生，正常進行。我們不要想得太多，還是盡力讓事情慢慢過去吧。

APEC中日首腦會談正式舉行，對廣州亞運會這場多邊體育外交中的中日合作、交流來說，明顯是一次“追風”，但願這段時間每一場賽事都能夠平安、友好地進行下去，讓政治歸於政治，讓體育回歸體育。這是政治家的工作、媒體人的責任、運動員的使命、以及老百姓的權利。

11月7日晚，男足比賽舉行的前一天，一位日本足球隊選手對我表示：“政治與體育無關，我們做好該做的，但我相信，體育也能夠改善政治關系，兩者應該取長補短。”他的眼神平和而淡定，令人欣慰。祝願廣州亞運會圓滿成功，從而幫助中國體育走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