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記者采訪時，突然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他說，你在蘇州生活了這麼多年，蘇州是“鴛鴦蝴蝶派”的根據地，你和周瘦鵑等鴛蝴派的人物又很熟悉，你的創作是否受到他們的影響？

我聞此言猛地一驚，這是一種條件反射，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的第一頂帽子是反黨分子，第二頂帽子就是“新鴛鴦蝴蝶派”，曾經有幸在蘇州的開明大戲院陪著周瘦鵑、程小青、範煙橋諸先生公演過一出辛酸的滑稽戲。我是配角，被打了一記耳光之後押上前台，這時候周瘦鵑先生已經被鬥過多時了。

我坐著“飛機”聽得耳邊一喝：“你是不是鴛鴦蝴蝶派，你回答！”…

這個世界也真稀奇，一時間一種潮流；更奇怪的是某一種潮流的興起又幾乎是世界性的，只是有個時間差而已。

記得剛粉碎“四人幫”的那陣子，文學、特別是小說大出風頭，文學刊物發行幾十萬、上百萬的不算稀奇。於是乎作家也就跟著走紅了，那個抖勁兒不下於現在的總經理，常有金錢與美女在身邊繞來繞去地。雖說那時的錢沒有現在多，輿論也不偏向於有錢的，可那作家的聲譽和他們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卻是令人羨慕的。

那時間，名作家們的風光和現在的紅歌星差不多，走到那里都人有人請演講，請吃飯，請會見，請簽名。寫稿有稿費，演講也有五塊錢的講課費，外加一點什麼紀念品之類。雖然和現在歌星們的出場費不能比，可你知道，那時人們的收入除掉規定的工資之外，多拿一個錢都是有貪汙的嫌疑，作家們居然還有非工資以外的收入，了不的！…

要我來談小說的創作，未免有點誤會。不能認為寫過幾篇小說的人都能談小說的作法，寫和講是兩回事，寫是一種體驗，講是一種體會，有時候可以體而無會，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要知其所以然，那就不能單憑自己的一點經驗，要讀很多作品，要研究許多問題；至少要懂得小說的發生和發展，知道許多偉大或渺小的作家所做的許多成功或失敗的努力，還要知道批評家們在研究這門學問時都有了哪些精辟的總結。這些事情多少年來都想做，只是缺少一些時間和條件，平時作一些零星的思考，主要是為自己的創作服務的，不足為他人道也。

今天到這里來，恰巧碰上你們召開創作會議，實在是個巧合；誤會和巧合碰在一起，那就談談小說創作中誤會和巧合的問題，姑妄言之。…

我常常被人問及一個問題：你受哪些外國作家的影響最深？試舉例。…

作家有三種死法。一曰自然的死，二曰痛苦的死，三曰快樂的死。

自然的死屬於心臟停止跳動，是一種普遍的死亡形式，沒有特色，可以略而不議。

痛苦的死亡是指作家的心臟還在跳動，人並沒有死，只是已經沒有了作品。作家沒有了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種死亡，是一種藝術生命的消失。其中有些人是因為年事已高，力不從心。這不是藝術的死亡，而是藝術的離休，他自己無可自責，社會也會尊重他在藝術上曾經作出過的貢獻。痛苦的死亡則不然，即當一個作家的體力和腦力還能勝任創作的時候，作品已經沒有了。其原因主要是各種苦難和折磨（包括自我折騰）所造成。折磨和折騰毀了他的才華，毀了他的意志，作為人來講他還活著，作為作家來說卻正在或已經死去。這種死亡他自己感到很痛苦，別人看了心里也很難受。…

我聽北京人講話，分不清作家與坐家，也許北京人是分得清楚的，可我聽起來好像作家就是“坐家”。認了，作家確實也是個坐家，大部份的時間是坐在家里伏案寫作，天長日久，練就了一身的坐功，這是基本功，要坐得住才能寫得出；坐立不安，神魂不定的人恐怕是寫不出文章來的。當然，也有人是站在那里寫作的，外國有，中國也有，這是一種特殊的寫作習慣，我們也把它歸入坐家之列，不能算是“站家”。還有一種人是坐在咖啡館里或是住在高級賓館里寫作的。坐在咖啡館里寫作的是外國人，我們中國人一向是不管人家的事情，暫且不論；坐在高級賓館里寫作的倒是以中國人居多，不過，這是也一種暫時現象，因為一旦無人為他們付錢或免費時，他們也就只能是回到家里，回到“坐家”的原位。…

在座的諸位都已經是人過中年了。我們這些中年人有機會在一起，來討論一下如何提高的問題，實在很有意義。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最好是從我們的具體情況出發，看看哪些是有利於我們提高的，哪些是阻礙我們提高的，權衡利弊，尋出端倪。

我們的年紀都不小了，年紀大雖然使有些人不那麽高興，可是對創作來說也有值得高興的一面。因為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年紀大了，經歷得多了，創作的原材料也就增加了，那個記憶的倉庫里雖然堆得還不太滿，但比起年輕時總要多一點。年輕時往往寫了這一篇還不知道下一篇在哪里。現在，每個人的腦子里有許多人和事在盤旋，有的已經盤旋了好多年。創作這個東西也好比制香煙，它需要有新煙葉、陳煙葉、雲南葉、許昌葉等等的搭配。如果在一小塊土地上收那麽一點煙葉便制煙，弄得不好便會制出“社辦廠的高級煙”，裝璜雖然漂亮，味兒卻不是那麽醇的。…

有人認為小說也是“文以載道”，有人認為小說是藝術，是“文不負載”。

我想，“文不負載”恐怕是假的。不管是什麽樣的小說，它總要載點兒什麽東西，至少要把作者頭腦里的某種想法載進去。即使是寫得糊里糊塗，顛三倒四的小說，仔細地看看，也總能找出一點糊里糊塗，顛三倒四的道理。如果連糊里糊塗，顛三倒四的道理都找不出的話，那就有一個很明顯的道理——叫你看不懂。這話不是我想出來的，我曾經在一個國際性的文學盛會上碰到一位外國作家，他寫的書誰也看不懂，因而成了與會者中的特殊品種。夜晚在酒吧中閑聊時，這位作家來了，有個外國同行問他：“你到底寫的是什麽，我們都看不懂。”

“連你們都看不懂？好極了！這說明我的作品很成功，因為我寫的書我也看不懂，目的就是叫任何人都看不懂，如果你們都能看懂的話，我還能來參加這樣的盛會嗎？”…

近聞吾輩之中，有人論及，他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將如何如何。

初聞之下，似有不吉，因為我有一種下意識，總覺得這文學史是管死人而不是管活人的。是活人管死人，死人作不了主的。活著的人想在文學史里為自己修一座陵墓，就像那些怕火葬的老頭老太，生前為自己準備了壽衣壽材，結果還是被子孫們送進火葬埸去。…

我年輕時對住房的大小好壞幾乎是沒有注意，大丈夫志在千里，一席之地足矣，何必斤斤計較幾個平方米？及至生兒育女，業余創作，才知道這居房的大小好壞可是個利害的東西！

五十年代一家四口，住了大小兩個房間，二十多個平方米，這在當年也不算是最擠的。可那房間只有西北兩面有窗戶，朝東朝南都是遮得嚴嚴實實地，冬日不見陽光，西北風卻能從窗縫里鉆進來，那胡胡的尖叫聲聽了使人心都發抖。晚上伏案寫作，沒有火爐，更沒有暖氣，雙腳和左手都生了凍瘡，只有右手不生凍瘡，因為右手寫字，不停地動彈，這也和拉黃包車的人一樣，拉車的人腳上是不會生凍瘡的。當然，防寒還是有些辦法的，後來我曾經生過炭火盆，差點兒把地板燒個洞；後來又用一個草焐窩，窩里放一只湯婆子，再蓋上棉花，雙腳放在棉花上，再用舊棉衣把四面塞嚴。寒打腳上起，只要腳不冷，心就不擅抖，那泡制出來的小說也就有點兒熱情洋溢。…

《蘇州雜志》創刊至今，居然也滿了十年，真使人有點喜出望外。創刊之初深知辦刊之艱難，自忖能辦五年就也滿足了，因為前人辦雜志有的只辦幾年，幾個月，甚至只辦一期的也是屢見不鮮。

蘇州到底是文化之邦，富饒之地，在各級領導，各界人士的指導和幫助下，終於使得一份草創的刊物，一艘小小的航船能夠平穩地、逐步地向預定的目標駛去，沒有遇上什麽風暴和艱險，也沒有卷入什麽旋渦或暗流，這對辦雜志的人來說實在是莫大的幸運和寬慰。

十年來，《蘇州雜志》的讀者、作者遍及海內外，發行量雖然不算太多，但都是在被人讀著，被人藏著，據廢品收購者的反應，他們很少能收購到《蘇州雜志》。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對一份刊物來說就是最高的獎賞，莫大的榮譽。當然，《蘇州雜志》十年來也多次獲得江蘇省和華東區雙十佳、優秀期刊的稱號，此種有形的獎賞也是對無形獎勵的一種體現。…

“蘇州沒有刊物？！”

人們聽說蘇州沒有一份刊物，都感到驚訝和不可思議。當今的中國刊物多如星鬥，縣城里、山溝里都有自己的文藝刊物，蘇州號稱文化古城，人文薈萃，居然連一份小小的刊物也沒有，慚愧，慚愧，那麽多頗具水平的文化人都是吃吃白相相的？蘇州應該有一份刊物。可是，應該有一份什麽樣的刊物卻是頗費躊躇的。《文學世界》《園林建築》《江南絲竹》《吳中畫苑》《姑蘇文史》《風物民俗》……各種刊物蘇州都可以辦，都有內容可寫，自有那麽一幫人會寫、會畫、會拍攝，君不見出自蘇州的作品流向全國各地，飄洋過海的也屢見不鮮，內容涉及蘇州的更是不可勝計。可是也得承認，如果就姑蘇文化的某個單項來辦一份刊物，不僅難以奪魁，甚至誰也不會介意。拿文學而言，遠的不及北京，近的不如上海，就連本省的《鐘山》《雨花》也難以匹對，許多四大塊（小說、詩歌、理論、散文）的文學刊物已搖搖欲墜了，何必再添一個替死鬼！…

蘇北的鹽城，本來在國內並不太有名，這些年突然名聞遐邇，原因倒不是因為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因為它是丹頂鶴的家鄉，同時出產燕舞牌的收錄機。丹頂鶴漫步在蘆草沒膝的海灘上，燕舞牌的收錄機每晚出現在電視台的廣告節目里，於是，大凡注意一下傳播媒介的人，便都知道了鹽城。一個地方的出名和一個人的出名相同，總要有點特色，光靠身體健壯是不行的。

對於江蘇省的人來講，鹽城原先就是很有名的，所以有名也是因為有兩個特點，一是革命的老根據地；二是窮得有名氣。在“文革”期間它被稱為江蘇省的西伯利亞，大批蘇州和無錫的干部、居民都被流放到那里，即所謂的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最艱苦者，即最貧窮之謂也。…

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四大要素，這四大要素雖然可以分開表述，但對於一個人來說，卻是不可分割的渾然一體。你不能居而無食，也不能行而無衣；你不能住而不行，也不能行而不歸。住，不僅僅是房子，還應當包括房子所在地的環境；包括樹木花草，陽光、空氣與河流；包括交通、購物、休閑、娛樂，人際交往等等在內，如果沒有這些生活的環境，那你就無法安居，或是安居也不能樂業。…

蘇州古稱吳，吳地，吳國。為什麽稱吳？說法很多，其中有一個說法很有意思，說吳字是個像形字，繁體寫作“呉”。從這個字的形狀可以看得出，這是一個人在跳舞。口字是頭，彎曲處是兩臂作舞蹈狀，下面是擺著八字步的兩條腿。如果把吳字寫成篆體字，那跳舞的形狀還要逼真得多；吳字也是象聲字，吳、嗚、胡，呼，是歌聲，是跳舞時發出的聲音。上古時蘇州這一代被看著是蠻夷之地，地名是沒有的，泰伯奔吳的時候見這一代的蠻夷斷發紋身，能歌善舞，於是便稱此地為吳，即為一種會唱歌跳舞的民族。

蘇州人的老祖宗會唱歌，這是人所共知的。吳歌，白茆山歌等等，到今天還有人會唱，而且被民間文藝工作者收集保存。可是吳地的舞蹈呢，我們老祖宗的、那種發出嗚嗚歌聲的舞蹈哪里去了呢？…

我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名曰《美食家》。壞了，這一來自己也就成了“美食家”，人們當眾介紹：“這位就是美食家陸某……”其實，此家非那家，我大小也應當算是個作家。不過，我聽到了“美食家陸某”時也微笑點頭，坦然受之，並有提升一級之感。因為當作家並不難，只需要一張紙與一枝筆；紙張好壞不論，筆也隨處可取。當美食家可不一樣了。一是要有相應的財富和機遇，吃得到，吃得起；二是要有十分靈敏的味覺，食而能知其味；三是要懂得一點烹調的原理；四是要會營造吃的環境、心情、和氛圍。美食和飲食是兩個概念，飲食是解渴與充饑，美食是以嘴吧為主的藝術欣賞——品味。…

我沒有資格談論張繼青的表演藝術，她在昆劇表演方面的成就早有各種評論和專著，我只是一個昆劇的愛好者，對此缺少研究。

我可以談論張繼青的為人，因為我和她差不多同時開始藝術生涯，我擺弄的是文學，她表演的是昆劇，起步點都是在蘇州。她是科班出身，我是誤入岐途；她是地道的蘇州姑娘，我是闖入蘇州的外來戶。

生活中的張繼青和舞台上的張繼青好像不是一個人。我們和張繼青在一起的時候都不覺得她是個演員，更沒有覺得她是個在國內外都享有盛名的演員。年輕時覺得她是個典型的蘇州姑娘，溫和、靦腆，一口吳儂軟語，說話好像唱歌。中年時是個標準的蘇州嫂嫂，勤勞、樸實，帶孩子，結毛衣，走到哪里都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有時候簡直使人懷疑，張繼青怎麽會演戲？…

兩年前，蘇州市的文化領導部門、在報紙上刊登整版的大幅廣告，聯合招標。招標不是建房修館，而是懸賞征文，進行一場“吳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這是一場很有創意，很有價值的討論，要把蘇州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就要很好地認識自己：您從哪里來，要往何處去？

我們是吳文化的傳人，蘇州人不可能離開自己的文化傳統，拎著自己的頭發往天上飛。時至今日，很少有人再說傳統的吳文化已是明日黃花了，人們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現那傳統的吳文化可以“賣錢”！你看那個周莊的旅遊業，簡直是日進鬥金，無本萬利，本錢都是我們的老祖宗給的，包括那個富可敵國的沈萬三在內。傳統吳文化的實用性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可看到的卻往往是物化了的某個部份；傳統吳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它對當代的影響，對蘇州未來的發展將起何種作用等等，更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否則的話，我們對傳統吳文化的認識就是膚淺的，就有可能陷入一種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

有幸與諸友雅集於西子湖畔，參加由樓外樓、杭州日報共同舉辦的西湖飲食文化筆會。此次筆會不用筆，只用嘴，評嘗樓外樓的美食，談論飲食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繼承和發展。

討論飲食文化的繼承與發展，確實也可以名之為筆會，因為飲食文化和筆有密切的關系。許多名菜、名廚、名店都是靠詩文來傳播的。名聞遐爾的“樓外樓”，這店名就是從南宋詩人林升的詩句中摘取而來的。這位紹興人當年到杭州時，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名句：“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讀過這首詩的人，一到西湖就會想起樓外樓，要到“樓外樓”去吃醋魚；更不用說東坡肉了，它本身就是靠蘇東坡的詩文和名聲而傳播。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一是靠口碑，二是靠文字，文字的傳播是主要的，當今的電視也很了得，但不及文字那麽天長地久。…

我到歐美諸國去訪問時，常常有新聞記者問我：“你到我們國家來的第一印象是什麽？”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兩個字：“人少！”

沒有到過中國的記者以為我是回避實質性的問題，到過中國的朋友卻連連點頭：“對對，我到中國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