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創刊的初期，我曾經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個短篇，名曰《小巷深處》。當時曾引起一點“轟動”，後來便引起一場“風波”，再後來便成了一個“紕漏”，沒完沒了地批到“四人幫”被粉碎。這以後它又成了“鮮花”，被收到《重放的鮮花》小說集里。反復折騰造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只要聽到“小巷深處”這四個字，我就會毛骨悚然！

小說的發表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萌芽》的編輯同志們還記得這件事，要我寫篇文章作點兒回憶。其實，寫回憶和讀回憶的人往往都要上當，因為回憶象個篩子，能把灰塵和癟籽都篩光，剩下的都是顆顆好樣，一等一級。即使留點兒灰塵，那灰塵也成了銀粉，可以增添光輝；即使留幾顆癟籽，那癟籽也成了坯芽，可以長成大樹；失敗都是成功之母，痛苦中也能品咂出美味。

阿Ｑ至今沒有死去恐怕和這種回憶多少有點關系。

這幾年我很少回憶起《小巷深處》，倒不是心有余悸，實在是一種護短的表現；是阿Ｑ又害怕別人提到他的癩痢頭。你越怕，別人越是要提：“噢！久仰久仰，我年輕時讀過你的《小巷深處》！”糟糕，阿Ｑ的老氈帽立即被揪下來了。

我為什麼要護著這個癩痢頭呢？原因很簡單，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因為我覺得《小巷深處》不是什麼上乘之作。雖然我從來也沒有寫出過上乘之作，今後也不大可能寫得出（我覺得小說越寫越難，簡直難如上青天）。可我對小說的看法也有一個不變的標準，我把它奉作藝術的“良心”。這標準也不是什麼新玩藝更不是八十年代的高精尖，說穿了也只是老生常談的三個字：真、善、美。我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小巷深處》，老遠就能見到它的一塊大癩疤：失真。

所謂失真，並不意味著是離開了當時的現實生活去胡編亂造，故意寫一個妓女的愛情故事來“爆門兒”。不是，那時我才二十多歲，有成名成家之歹念，無嘩眾取寵之惡意。我所寫的人與事，除朱國魂是捏造之外，其余都是有根有據的。那時候我在《蘇州報》當新聞記者，多次采訪過為收容和改造妓女而設立的生產教養院。我收集過很多材料，還拍過許多照片。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話，我可以拿出筆記本和“徐文霞”打腰鼓的照片（很美）來作證。可是，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是兩回事，人證和物證都是幫不了忙的。說到底我對妓女不熟悉，徐文霞到了我的筆下便成了小知識分子，連語言也是學生腔，幾乎看不出她是沒有文化而且是曾經做過妓女的。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寫了瑪絲洛娃，那麼善良、那麼美，卻又帶著明顯的被淩辱的痕跡。

我望塵莫及。其次，徐文霞心靈上的創傷所以難以愈合，主要是來自根深蒂固的社會和道德的偏見，不是一個如意郎君便能解決問題的。即使到了二十六年後的今天，如果有誰知道某某老太婆曾經作過妓女的話……

我對這一點僅僅是拉出個朱國魂來給了他一巴掌，作了簡單化的處理。其實，促使我寫《小巷深處》的動機恰恰是由此而來的，即在生產教養院結束之後的兩年，我想找個“徐文霞”，報道她的幸福的生活。“徐文霞”一見到我便面無人色，把我堵在她家的大門外面，悄悄告訴我，她的婆婆和鄰里都不知道她是曾經做過妓女的。我也嚇了一跳，拎起自行車便往回逃。靜夜思之，發而為文，願天下受苦人都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往後的生活告訴我，世界上的悲劇不可能都變成喜劇，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我看到批判《小巷深處》的大字報專欄時，也看到某個“徐文霞”的大門上貼著大字報，竟有好事之徒用歪歪斜斜的字跡來揭露“徐文霞”的“醜史”。還有另外一個“徐文霞”被剃光了頭發在小巷里大遊行。這時間我就想過，所有的“徐文霞”都不會承認我所寫的徐文霞是真實的。

一篇雖非胡編卻有失真之處的小說，為什麼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我想原因也很簡單，讀者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都對善與美有著渴望與追求。《小巷深處》在真字上失去了兩分，在善與美上扳回了一局。比賽的結果是二比一，輸了，但也沒有剃光頭。這樣說也許有點不恰當，因為真善美是個統一的整體，不能折零的。理論上是如此，但在藝術實踐中由於受到內因與外因的限制，往往做不到這一點。在一個作品中達到真善美完全的統一，對我來說，至今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徐文霞這個人物是有失真之處，但也沒有假到胡編亂造的程度。她用（我用）一種小知識分子的方式表達著她的善良，表達著她對愛情與幸福的追求，還是值得人們同情的。張俊這個人物有些概念化，但這概念也是真誠與同情。朱國魂這個人十分可惡，給了他一巴掌已經“帶勁”了，我也沒有把他送到派出所去（這是我當年的一大罪狀，包庇壞人）。即使現在再把他抓起來，恐怕也只能行政拘留三天，如果有律師辯護的話，能否拘留還成問題。這一些都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狀況，以及我後來寫小說的基本態度。我當年的思想狀況正像現在的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樣，希望“工作順利，家庭幸福，人人快樂……”二十六年的歲月告訴我，生活和唱歌是不相同的；正因為不相同，我們才拼命地尋求真善美來與假醜惡進行殊死的搏鬥！寫小說的人應該是別無多求的，只希望我們所生活著的世界能一天天地美好起來。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一直好到那個最好最好的共產主義（沒有絕對的終點，否則人類要毀滅）。有曲折也不要緊，連鐵路也要拐彎的；我們所以描繪彎路，其目的也是想找出翻車的原因，希望後來者一路平安而已。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在作品中所表達的善意（表達的方式各異）。我也相信，這種善意是能被絕大多數的人接受的。有些人一時接受不了，覺得不“帶勁”，不尖銳，那也不要緊，待到事過境遷，心平氣和的時候也許會接受，偏激也是不真實的。

有人說《小巷深處》比我現在的小說寫得美，連題目也美。此話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前兩年我復看此篇小說時，覺得也美不到哪里去。可能是因為我現在所認為的美要比二十六年前質樸些，內在點，還摻雜了一些不可救藥的幽默在里面。如果真是比現在寫得美的話，那也不能歸功於我，得歸功於蘇州。蘇州的姑娘長得美，園林美，小巷也有一種深邃而寧靜的美。“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蘇州的小巷里確實有過賣白蘭花，那叫賣的聲音也十分優美。老實說，此篇小說的環境描寫是幫了大忙的。當年我是無意識，也不知道古老的蘇州可以賣銅錢。

現在我知道了，但也不敢多寫了，我不能把蘇州的美當作廉價的商品來傾銷，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才伸手向媽媽討幾個銅錢。

二十六年過去了，生活和創作的道路都是不平坦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諸事百感終日縈繞在心頭，有時候簡直亂得難以下筆，不知道在這茫茫的藝海之中如何撥正船頭。去年到四川去開會，有機會聆聽了艾蕪同志的教誨，他說，一個作者在體察生活時要真，在評價生活時要善，在描述生活時要美，以此而求得真善美的統一（大意如此）。前輩的探索與總結使得我模糊的追求變得較為清晰，這恐怕是我們一代代的人所苦苦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