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學者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現代化的努力》所記，北洋水師於中日甲午海戰中一戰而燼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心懷喪師之痛的李鴻章硬著頭皮赴東瀛求和，他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原是外交上正面交鋒的對手，居然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他們之間有一段客客氣氣的對話。李鴻章雖是戰敗方，但他仍按《孫子兵法》出牌：“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他說：

“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怎麼能夠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作，不使我們亞洲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和欺侮。”…

當初，郭嵩燾出任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征召十餘名隨員，竟無人肯應。哪像後來大臣放洋，部屬趨之若鶩，惟恐不能隨行。及至曾紀澤（曾國藩長子）回國覆命，國人才有了外交的皮毛知識，才知“洋毛子”並不無故殺人。可想當年風氣閉塞到了何種地步。在歐陸的前沿地帶，大清的外交官除了沐浴西方文明，也時時思謀中國的出路。郭嵩燾發現一個富有意味的對比，同為東方國度，蕞爾小邦的日本公費派往英國的留學生多達二百餘名，中國卻寥寥無幾。



日本留學生除了學習軍事，還學習各種技藝，尤其重視法律和教育，不用說，這些人回國後必能養成全新的政治氣候。中國留學生僅僅修習海軍課目，卻將政治、法律和科教的各種創制忽略一旁，這無疑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郭公使提出了許多可行的良好建議，不斷上奏清廷，在創辦西式學堂方面進言尤為精切，卻無奈“清政亡於拖”（張恨水語）。…

道光二十一年…

實際上，魏源是個最關注國計民生的讀書人，年輕時他曾在自家廳堂柱子上題寫楹聯一副，“讀古人書，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謀救時方”。魏源於學無所不窺，他所師從的胡承珙、姚學塽、劉逢祿、董桂敷都是當時品學兼優的大儒，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博涉旁通，對鹽政、漕運、水利，賦稅等實務，都具有極為精到的見解。魏源一生不怎麼行運，當了幾乎半輩子幕僚，直到晚年才做了兩任知州。封疆大吏賀長齡、陶澍和林則徐政績卓著，其中都有魏源輔佐的功勞。他們是上下級，也是朋友，共同尋求強國富民之道，魏源的頭腦是當時最智慧的頭腦，陶澍和林則徐都表示過由衷的欽佩。

真是讓人想不通，魏源是一流人才，在科舉路上卻多年蹭蹬，如果說他二十九歲應順天府鄉試高中第二名（俗稱“南元”）還不算太遲，那麼他五十二歲才考取進士則絕對可算是桑榆晚景了。道光二年…

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從先秦迄於晚清，中國人兩千多年都在吃老本。不用說，我們的老祖宗也有磕牙的時候，匈奴入侵啦，五胡亂華啦，蒙古滅了南宋，滿人入主中原。但老祖宗很快就用孔仁孟義，將那些兇悍之至的“馬背上的水手”同化了。於是，他們仍然能夠從痛苦和屈辱中，獲得阿Q似的精神滿足。這種情形還多多少少使漢民族的讀書人產生美麗的錯覺：老祖宗的遺產已足夠美好，足夠精粹，可以應變裕如了。於是，他們心乃安然，要麼一頭鑽進塵封的故紙堆，整理破破爛爛，要麼幹脆大打其呼嚕。

殊不知，這個已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國——被馬克思視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正置身於火藥桶上，天朝上國的威嚴即將掃地以盡。道光二十年…

日盡月野白，餘暉在山頂。



流水如有情，徘徊上襟領。



野服欺松風，幽尋自人境。



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



危云天際峰，斜霓天南影。



天高人獨立，溪急野逾靜。



冰鱗空水明，歸翼涼煙引。



詠歸謝童冠，意行無遠近。…

（原題：）從柏格森的“綿延”理論，談《我想結束這一切》中的“時間”

2 德勒茲的電影理論

運動影像與時間影像

受到柏格森哲學影響很大的德勒茲，在著作《運動－影像1》和《運動－影像2》中，分析“時間”在電影中的角色，以及它如何透過某些電影呈現。



德勒茲將電影中的影像分為兩者，正好與柏格森的時間相對應：線性、空間化、可分割時間的運動影像，和綿延的時間影像。…

（原題：）從柏格森的“綿延”理論，談《我想結束這一切》中的“時間”

查理·卡夫曼新作《我想結束這一切》（I'm Thinking of Ending Things， Netflix，2020）幾個月前在Netflix上映。整部電影敘述一名女子與男友傑克，在大雪紛飛的傍晚開車前往傑克父母家探親的過程——如此簡單的電影情節，卻能在觀眾心中留下震撼的影響，究竟是為什麽？…

壹

誰蔑視陰蒂就是蔑視陰莖

誰蔑視陰莖就是蔑視陰戶

誰蔑視陰戶就是蔑視孩子的生命

復活音樂， 靜謐， 和沖浪。

二

不再言語

以全部身心…

類似地，《改變平臺：跨國課程探究的生成性遊戲》（Gough，2007），也是受勒媿恩（2004）相關科幻小說集《改變平臺》（Changing Planes）的影響。勒媿恩的雙關語（“Planes”既指飛機，也指實體的平臺）。它使我更好地理解了德勒茲和迦塔里的觀點，即科學知識探究的模式需要能夠解釋他們的運作所依靠的固有的平臺——— 即由探究產生的概念而預設出來的前概念領域。…

我回想起德勒茲和迦塔里（1987）在回憶撰寫《千座高原》中所說———“我們看到連綿的線條從這座高原離開，又繼續向另一座高原延伸，就如螞蟻的縱隊”（P.22）— — 在Patricia　O’Riley（2003）描述中，根莖如“雜草，螞蟻，狼群和孩子”（P.27）。



我還記得20世紀9０年代中期我兒子對遊戲SimAnt的癡迷，以及對電影《他們！》（1951）和《螞蟻帝國》…

在當今信息、通訊、知識技術日益複雜的世界中，教育探究的空間也正在成為一個根莖式的空間“rhizome space”，更加追求活躍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根莖之於樹木，猶如互聯網之於信件———這是一種網絡關係，它具有互聯網的超聯通性。樹木和信件的結構相對來說比較單一：由一個主幹將表面上的兩點連接起來。但是根莖和因特網①則極其復雜而且處於不斷變化中。

六、根莖式行動者網絡理論（Rhizomantics）

我在《從根莖式行動者網絡理論角度成為賽博格：實施後人類教學》…

四、敘事實驗與生成性遊戲

目前，我對教育的任何質疑、問題或主題的看法，都深受我關於文本生成的方法論取向的影響，Laurel　Richardson（2001）稱之為“寫故事”，我則稱之為“敘事實驗”（Gough，2004a）。Richardson（2001）指出（我認為很有說服力）：…

盡管思想實驗在科學的歷史和理念中無處不在，而且發揮著很大作用，但在科學教育的教科書和課程中，卻很少強調它們的重要性。即便強調了，也往往縮小他們想象的範圍。在英國進行的研究（參見Ｇｉｌｂｅrt　＆ Rｅｉｎｅr，2000；Reiner，1998；Reiner & J Gilbertt，2000）表明，中小學和大學的物理課本往往將思想實驗與思想模擬實驗混為一談。



在模擬實驗中，對物理現象的表現給予的是解釋，而不是檢驗，理論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固有的，而不是暫時性的、突現的，結果是臆斷的，而非預期的（這是對科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的歪曲，這種歪曲與許多科學教師和教科書反復制造的歪曲很相似，即他們不斷地將對物理現象的演示———比如加熱雙金屬片直到它彎曲———描述為“實驗”）。…

受此啟發，我開始著手研究課程領域（尤其是我特別感興趣的環境教育和科學教學）中的話語形式是如何形成故事的，特別是後結構主義對科學和其它學科中敘事的權威性的質疑。我關注的是科學和環境教育者所運用的傳統敘事策略是否恰當，後來的許多研究都是在我的實踐旨趣的框架中進行的，並繼續拓展敘事的範圍和形式（見Gough，1991，1993a，1993ｂ，1994ｂ）。

二、小說、“事實”和“真相”…

開展教育探究就如同“演員在講故事”，意思是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事實與虛構是相互構成的———事實不僅是形成故事的要素，而且它們也在故事講述過程中被賦予意義。

因此，我覺得事實與虛構的二元對立本身就是一個小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現代主義研究者們運用多種策略呈現事實，而這個故事就是在這些策略被合理化的過程中塑造出來的。我覺得我們不僅僅是用這些術語去思考，而是重新將教育中講述的所有故事看做是虛構的，看做是為特定的目的而被塑造的故事———尤其那些堅稱他們是“實事求是”的那些故事。正如勒媿恩（1989）寫的：…

【摘要】這篇帶有半自傳性質的論文，探討了想象式探究在教育研究中的運用及其它原則，特別是“思想實驗”在自然科學和藝術、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對比實踐。我會在文中與讀者分享寫作作為教育性探究的模式的實驗過程，尤其是受德勒茲和迦塔里的根莖觀念影響的敘事實驗———我將這一過程命名為生成性遊戲，以及閱讀某些選定的小說對文本交互式閱讀的促進。

寫給本文中國讀者的話：

2010年11月，我應邀為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以及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的教師和研究生們做了兩場演講，本文即是演講內容的整理與補充。本文原是我之前著作…

柏格森所說的直覺包括如下三個含義:

(1) 直覺是一種直接的認識，即不通過任何概念中介的認識;



( 2) 直覺是內在的認識，即不是通過外感知而是通過內知覺的一種意識自己對自己的認識;



( 3) 直覺是一種動態的認識，即不是對靜態的東西的把握，而是在運動之內對運動本身的體認，在綿延中對綿延的體認，在生命之流中對生命衝力的體認。



( 4) 直覺是一種具體的、當下顯現的意識，即不是一種抽象的意識，不是有關理念或絕對觀念的意識，直覺不是像柏拉圖等哲學家所主張的那樣通過理智的眼睛直接看到理念，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意識的當下呈現，它不能用符號來指稱和用概念來框定的，超越了我們通常的語言文字的表達範圍。…

柏格森還認為，像意識活動本身的自由與意識活動通過概念方式運思所顯現出來的習慣勢力的關係一樣，生命的總體運動是自由的，生命的表現形式則有相對固定的形態。總體生命本身就是創化的運動，而各種生命的具體表現形態則傾向於維持自身原來的系統，糾結於自由創新與循環重復之間。生命的總體運動是向上的衝力，總想表現出時間性，而生命的具體表現形態則往往落在它的後面。生命的總體進化樂於奔騰向前，而每一種特定的進化則類似一個循環。正像被風刮起的氣旋，每一種生命體也在自轉。



由於它們相對穩定，容易被當作物體，而不是一個進化的過程。由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命體，有其相對穩定的形態，並按照既成的習慣行動，與處於空間中的事物打交道，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我也就具有雙重性:一個是基本的自我，另一個是基本自我在空間和社會的表現。只有前者才是自由的。我們通過深刻的內省體驗到意識的綿延，體驗到活生生的變化的東西，體驗到我們的自由，但是我們掌握自己的時候是非常稀少的。“我們所以只在很少的時候才是自由的，就是這個緣故。…

以往，哲學家談到自由時，傾向於把自由當作一種自主的選擇: 我的選擇我做主，所以我是自由的。柏格森則把自由提升到有關生命、意識和時間的本質的層次。生命是一種創化，意識是一種綿延，時間永遠對新的可能性開放，因此它們的本質是自由，它們為我們自由選擇自己的行為提供本體論上的基礎。



按照柏格森的觀點，別人不可能根據我以往的行為對我現在的選擇作出具有必然確定性的預言，甚至我自己也不可能對我將來的選擇作出具有必然確定性的預言，因為我的生命時時刻刻在新陳代謝，我的意識狀態分分秒秒在轉化更新，時間開放著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非決定的，是不可能按照公式來算計的。柏格森強調，“我們的動作出自一種心理狀態，而這種狀態是獨一無二的，永遠不能再度出現的; 我們的動作所以被宣稱為自由的，正是由於這一動作對於這一狀態的關係是無法以一條定律表示出來的。”［3］( 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