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敘事實驗與生成性遊戲

目前，我對教育的任何質疑、問題或主題的看法，都深受我關於文本生成的方法論取向的影響，Laurel　Richardson（2001）稱之為“寫故事”，我則稱之為“敘事實驗”（Gough，2004a）。Richardson（2001）指出（我認為很有說服力）：

寫作是一種發現的方式；是一種發現你自己和你的世界的方式。當我們將寫作看作一種方法的時候，我們體驗了“使用中的語言”，體驗了我們如何用語言使世界成為存在……然後我們又“重述”了世界，在電腦屏幕上修改，核對同義詞典，改動一個段落，一次又一次。這個語言文字中的世界永遠不可能準確無誤地、完完整整地刻畫出所研究的世界，然而我們仍在堅持不懈地嘗試著。

寫作作為一種探究的方法崇尚並鼓勵嘗試，並將之視為語言的重要性的標誌。（P.35；斜體為原文所加，以示強調）。

正如Richardson（2001）所說，“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我想發現事物的真相。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我想發現一些我在寫作之前所不知道的東西”（P.35），而且我越來越發現，將探究的對象與德勒茲和迦塔里的地球哲學和最廣義的“虛構小說”進行交互文本的活動是非常有生成性的。這里我將“論文（essay）”既作為動詞來用———意思是去嘗試，去努力，去檢驗———又作為名詞來用。

在理論探討中，論文的作用類似實證研究中的實驗———有條理地研究一個問題的方式———盡管我發現在實驗性藝術中可以找到比在實驗科學中更恰當的類比來說明我的研究。①“essay”和與之相關的“essay”均來源於拉丁文的Exigere，經由法語的essayer最終進入英語語系。

因此我通過寫論文來檢驗我的觀點，來“掂量”他們，以使我（我希望最終，也包括我的同事們）了解他們的價值。

我想重點探討我的三個敘事實驗的實施過程以此說明我是如何運用寫作來發現事物的真相。受德勒茲和迦塔里（1987）的根莖（rhizome）之說的啟發，我將這個過程稱為生成性遊戲（rhizosemiotic　Play)。在其它地方也可以找到我在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成果（Gough，2004ｂ，2006ｂ，2007），我在這里的意圖僅僅是為了說明我在實施這樣的實驗的過程中所運用的一些文本性策略，尤其是指對所選取的虛構類小說進行的跨文本閱讀在催化敘事實驗中所體現的生成性。

五、德勒茲和迦塔里的地球哲學

德勒茲和迦塔里（1994）將“推理的地理學”從前蘇格拉底時代一直繪制到了現在，這是一種地球哲學（Geophilosophy），它描述的是特定的空間構造和位置與從中所形成的哲學之間的關係。

他們認為，“哲學”是一門“創造概念”的學科，通過概念，知識得以生成（P.5）。Michael Peters（2004）指出，這與更關心概念的分類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家的觀點有很大差別。

德勒茲和迦塔里（1987）發明了一套新的批判性語言，將思想分析為是穿越空間的運動或流動。某些概念如：聚集（assemblage），去地方化（Deterritorilisation），飛行線路（Line of Flight）(编者注：逃逸线)，遊牧學（Nomadology），以及根莖（rhizome）／rhizomatics，很顯然指的是空間關係以及我們設想自己和其他在空間運動的物體的方法。例如，德勒茲和迦塔里（1987，P.23）區分了兩種觀點，一種是許多西方哲學、歷史和科學中特有的“定點視角”（Sedentary Point of View），另一種則是遊牧式的、主觀的視角，它允許超越傳統類別來思考問題，並反對“固定的（settled）”概念和理論。他們還區分了“根莖式”思維和知識的“樹形”概念思維，“樹形”概念認為知識的分布就如樹幹是從地下的根上長出，然後樹幹上又長出許多高低分布的枝杈。Umberto Eco（1984）解釋說，“根莖上的每一條根（莖）都與其它的根（莖）相連，沒有中心，沒有邊緣，沒有結束，因為它蘊含著無限生長空間。猜測的空間就是一個根莖式的空間”（P.57）。

① 例如，在１９５０年的壹次采訪中，人們問抽象派畫家Ｊａｃｋｓｏｎ　Ｐｏｌｌｏｃｋ：“難道妳作畫前在頭腦中真的沒有壹個事先預設的印象嗎？”他回答說：沒有———因為還沒有被創造出來，妳懂嗎？那是一些新的東西———這與工作，以及妳設定一個目標然後朝著它去努力的那種平靜的生活是完全不壹樣的。（轉引自Ｐｉｎａｒ，１９９４，ｐ．７）。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１）也就寫作作為研究有過類似的回應：“人們曾經教給我的是…或許妳們也曾被這樣教育過，只有當妳知道妳想說什麽，當妳把自己的觀點組織好，並列出提綱來的時候，妳才可以動筆去寫。自然，這種靜態的寫作模式是與機械論的科學主義，量化研究以及僵化的學術相適應的”（ｐ．３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