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魏源是個最關注國計民生的讀書人,年輕時他曾在自家廳堂柱子上題寫楹聯一副,讀古人書,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謀救時方”。魏源於學無所不窺,他所師從的胡承珙、姚學塽、劉逢祿、董桂敷都是當時品學兼優的大儒,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博涉旁通,對鹽政、漕運、水利,賦稅等實務,都具有極為精到的見解。魏源一生不怎麼行運,當了幾乎半輩子幕僚,直到晚年才做了兩任知州。封疆大吏賀長齡、陶澍和林則徐政績卓著,其中都有魏源輔佐的功勞。他們是上下級,也是朋友,共同尋求強國富民之道,魏源的頭腦是當時最智慧的頭腦,陶澍和林則徐都表示過由衷的欽佩。

真是讓人想不通,魏源是一流人才,在科舉路上卻多年蹭蹬,如果說他二十九歲應順天府鄉試高中第二名(俗稱“南元”)還不算太遲,那麼他五十二歲才考取進士則絕對可算是桑榆晚景了。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秋闈前,魏源的好友、湖南老鄉、大書法家何紹基作了一首七絕《柬魏默深》,詩中便流露出擔憂之情:

蕙抱蘭懷只自憐,
美人遙在碧云邊。

東風不救紅顏老,
恐誤青春又一年。


所幸這一次魏源高中了。其後,魏源多次進京會試,頻頻受挫,他倒是愈挫愈奮,就是不服這口氣。道光二十三年(1843),魏源進京赴試甲辰禮闈,在致好友鄧顯鶴的信中,他自我調侃道:中年老女,重作新婦,世事逼人至此,奈何?”太史公司馬遷曾在《平原君虞卿列傳》中大發感嘆:“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魏源時運不濟,要逆風逆水地傳播自己的思想,也就只有編書、著書二事可為。他先是為同鄉好友、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編纂了一套一百二十卷的《皇朝經世文編》,他從清朝開國之初至道光五年的各家奏議、文集、方志等海量文獻中遴選出兩千兩百多篇“存乎實用”的文章,分為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門類,各門類下的子目則更為詳細,最多者有六十五個子目,足見其用功之深,關注之廣。

這套“大磚頭”充分體現了魏源一以貫之的與時俱變”、“經世致用”的主張。他說,“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這皇皇巨編中所選本朝名臣的奏章無不切中時弊,充滿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清末大學者俞樾稱贊這部大書“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矩矱,幾於家有其書”,“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王夫之、陶澍、賀長齡、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譚嗣同等人所極力倡導的湖湘文化,其高度濃縮的主旨也就是“經世致用”這四個字。《皇朝經世文編》的印行,在晚清政界和學界都是一件大事,政界從中吸取了思想的養分,學界則開始掃除空疏的學風。


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魏源一生交遊極廣,但他並非毫無選擇和毫無原則。他考上進士後,當朝炙手可熱的大學士穆彰阿打算將他羅致門下,他卻“漫不為禮”,把個抱粗腿、攀高枝、登青云的機會輕易放棄了。他極端鄙視穆彰阿的保位貪榮,妨賢病國”。穆氏在鴉片戰爭期間力主求和,為投降派暗通聲氣,排斥和打擊主戰派的鋒頭人物林則徐。魏源明知投靠穆黨即可入翰苑,得美差,但他恥於列身這位大權貴的門籬。俗子譏笑他為不識擡舉,他呢,心安理得。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曾國藩是熟知而又欣賞的,可是這兩位湖南大賢卻沒有任何交往,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是穆黨中人,受過穆彰阿的汲引之恩,魏源卻拒絕過穆氏的青睞和擡舉,得罪過那位朝中頭號權貴。如果不是這個原因,他們應該不會“聲氣無通,隻字無考”,以至於緣慳一面。當然啦,魏源晚年同情太平天國,並且因“貽誤文報”、“玩視軍務”於咸豐三年(1853)被清廷褫奪高郵知州的官職,曾國藩則以捍衛名教為己任,他恨透了橫掃儒家傳統文化的太平軍,對魏源在大是大非上的暖昧態度自然會生出反感。許多年後,湘省痞子大王、版本學家葉德輝辱罵魏源“喪心病狂”,也是因為魏源同情“髮賊”這一點得不到他的諒解,至於魏源力倡洋務,他倒還能寬饒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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