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魏源是個最關注國計民生的讀書人，年輕時他曾在自家廳堂柱子上題寫楹聯一副，“讀古人書，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謀救時方”。魏源於學無所不窺，他所師從的胡承珙、姚學塽、劉逢祿、董桂敷都是當時品學兼優的大儒，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博涉旁通，對鹽政、漕運、水利，賦稅等實務，都具有極為精到的見解。魏源一生不怎麼行運，當了幾乎半輩子幕僚，直到晚年才做了兩任知州。封疆大吏賀長齡、陶澍和林則徐政績卓著，其中都有魏源輔佐的功勞。他們是上下級，也是朋友，共同尋求強國富民之道，魏源的頭腦是當時最智慧的頭腦，陶澍和林則徐都表示過由衷的欽佩。

真是讓人想不通，魏源是一流人才，在科舉路上卻多年蹭蹬，如果說他二十九歲應順天府鄉試高中第二名（俗稱“南元”）還不算太遲，那麼他五十二歲才考取進士則絕對可算是桑榆晚景了。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秋闈前，魏源的好友、湖南老鄉、大書法家何紹基作了一首七絕《柬魏默深》，詩中便流露出擔憂之情：

蕙抱蘭懷只自憐，
美人遙在碧云邊。

東風不救紅顏老，
恐誤青春又一年。

所幸這一次魏源高中了。其後，魏源多次進京會試，頻頻受挫，他倒是愈挫愈奮，就是不服這口氣。道光二十三年（1843），魏源進京赴試甲辰禮闈，在致好友鄧顯鶴的信中，他自我調侃道：“中年老女，重作新婦，世事逼人至此，奈何？”太史公司馬遷曾在《平原君虞卿列傳》中大發感嘆：“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魏源時運不濟，要逆風逆水地傳播自己的思想，也就只有編書、著書二事可為。他先是為同鄉好友、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編纂了一套一百二十卷的《皇朝經世文編》，他從清朝開國之初至道光五年的各家奏議、文集、方志等海量文獻中遴選出兩千兩百多篇“存乎實用”的文章，分為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門類，各門類下的子目則更為詳細，最多者有六十五個子目，足見其用功之深，關注之廣。

這套“大磚頭”充分體現了魏源一以貫之的“與時俱變”、“經世致用”的主張。他說，“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這皇皇巨編中所選本朝名臣的奏章無不切中時弊，充滿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清末大學者俞樾稱贊這部大書“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矩矱，幾於家有其書”，“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王夫之、陶澍、賀長齡、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譚嗣同等人所極力倡導的湖湘文化，其高度濃縮的主旨也就是“經世致用”這四個字。《皇朝經世文編》的印行，在晚清政界和學界都是一件大事，政界從中吸取了思想的養分，學界則開始掃除空疏的學風。

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魏源一生交遊極廣，但他並非毫無選擇和毫無原則。他考上進士後，當朝炙手可熱的大學士穆彰阿打算將他羅致門下，他卻“漫不為禮”，把個抱粗腿、攀高枝、登青云的機會輕易放棄了。他極端鄙視穆彰阿的“保位貪榮，妨賢病國”。穆氏在鴉片戰爭期間力主求和，為投降派暗通聲氣，排斥和打擊主戰派的鋒頭人物林則徐。魏源明知投靠穆黨即可入翰苑，得美差，但他恥於列身這位大權貴的門籬。俗子譏笑他為不識擡舉，他呢，心安理得。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曾國藩是熟知而又欣賞的，可是這兩位湖南大賢卻沒有任何交往，原因就在於曾國藩是穆黨中人，受過穆彰阿的汲引之恩，魏源卻拒絕過穆氏的青睞和擡舉，得罪過那位朝中頭號權貴。如果不是這個原因，他們應該不會“聲氣無通，隻字無考”，以至於緣慳一面。當然啦，魏源晚年同情太平天國，並且因“貽誤文報”、“玩視軍務”於咸豐三年（1853）被清廷褫奪高郵知州的官職，曾國藩則以捍衛名教為己任，他恨透了橫掃儒家傳統文化的太平軍，對魏源在大是大非上的暖昧態度自然會生出反感。許多年後，湘省痞子大王、版本學家葉德輝辱罵魏源“喪心病狂”，也是因為魏源同情“髮賊”這一點得不到他的諒解，至於魏源力倡洋務，他倒還能寬饒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