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此啟發，我開始著手研究課程領域（尤其是我特別感興趣的環境教育和科學教學）中的話語形式是如何形成故事的，特別是後結構主義對科學和其它學科中敘事的權威性的質疑。我關注的是科學和環境教育者所運用的傳統敘事策略是否恰當，後來的許多研究都是在我的實踐旨趣的框架中進行的，並繼續拓展敘事的範圍和形式（見Gough，1991，1993a，1993ｂ，1994ｂ）。

二、小說、“事實”和“真相”

這些最初的研究促使我開始思考，故事的形式之一小說———以及小說的創作模式———或許會對教育研究中的閱讀和寫作產生影響（參見，如Gough，1994a，1996，1998，200１，2002）。我感興趣的是，盡管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斷言現實是存在於文本之外的，但許多我們認為“真實”的東西卻只能通過文本來了解。那麽，有沒有可能，至少在理論上，我們能夠確鑿地指出“小說”與現實（reality），即我們可以稱之為“事實的”或“真實的”（“factual”or“truthful”）之間的區別。比如，多數被稱之為歷史的東西，除了文本資料之外我們是無法企及的。而且，許多我們稱之為“直接”

經驗的東西也是通過文本和交互文本的方式傳遞的（參見Gough，199３ｃ）。因此，這里的問題是，我們相信的不是現實，而是現實所表現出來的樣子。正如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1979）所指出的那樣，“否定描述現實的力量並不等於否定現實”（P.375），“世界是公開存在的，對世界的描述卻不是”（Rorty，1989，P.５）。

換句話說，傳統的對現實與小說的二元對立的觀點———以及其它暗含其中的，諸如事實／虛構以及真實／想象———並不意味著可以清晰地將外在於我們的那個世界與在文本中構建的其它世界分辨開來。

我自己對於這種二元對立的後果的懷疑並不能構成反現實主義的立場，但卻使我對Sandra Harding（1993）倡導的故事講述的實踐產生了不信任。他說，“對一個真實的故事的渴望成為［現代］西方科學的精神動力”（P.193）。對真實故事的渴望促成事實和虛構作為互相獨立的兩種敘事策略的出現，某些特定事實如“科學事實”和“歷史事實”，被等同於“現實”，據此在科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想象的世界中獲得了本體論地位。

在英語中，事實與小說之間的關係，無論從文化的角度還是語言學的角度，都比這些敘事策略所暗示的更加緊密。小說（Fiction）這個詞，源自拉丁文“Fiction”，本意是指通過人的作用塑造出的東西。

“Fact”的詞源學解釋同樣顯示它與人類的行為有關：拉丁文的factum是facere的中性過去分詞，它第一次被用在英語中的確是表達“完成或執行一件事情”的意思；從１6世紀起，“fact”的常見用法是指“某事的確存在過”或“確實發生過”。①

也就是說，“fact”和“fiction”都與人類的行為有關，但是“fiction”是主動形式——fashioning的動作———而“fact”源於一個過去分詞，是一個

掩蓋了產生過程的詞。事實是人類經歷的明證，用Linda Hutcheon（1989）的話說就是“被我們賦予意義的事件”（P.57）。


因此歷史真相就是——歷史學家們通過嚴密的尋找證據和解釋證據的程序，從而從經驗中構建產生意義的證據，以便在社會關係和組織傳統中形成有意義的事件。

同樣，科學事實是科學家的經驗證據，科學家運用專業技術生成和記錄數據。Donna Haraway(1989）在描述生物學作為一門敘事性實踐時，闡述了事實與小說之間的關係可以有多緊密：

生物學是關於生物有機體的虛構故事；生物學塑造了從有機體中“發現”的事實。生物學家將有機體所表現出的行為轉化為經得起經驗檢驗的真相，即事實。這是科學家與有機體共同完成的一個行為或業績…科學家和有機體都是故事講述中的演員（P.4）。


① 參見牛津英語詞典（Ｊｏｈ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　＆ Ｅｄｍｕｎｄ　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８９）。



原題《想象性教育探究：敘事實驗與生成性遊戲＊》
韓少斐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