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德勒茲和迦塔里（1987）在回憶撰寫《千座高原》中所說———“我們看到連綿的線條從這座高原離開，又繼續向另一座高原延伸，就如螞蟻的縱隊”（P.22）— — 在Patricia　O’Riley（2003）描述中，根莖如“雜草，螞蟻，狼群和孩子”（P.27）。

我還記得20世紀9０年代中期我兒子對遊戲SimAnt的癡迷，以及對電影《他們！》（1951）和《螞蟻帝國》（1977）中基因突變的巨大螞蟻的癡迷。但是更加吸引我的是那些我最喜愛的一些虛構類小說，比如H. G. Wells（1905）的《螞蟻帝國》，Bernard Werbers（199１）的《螞蟻》三部曲，Philip K. Dick（199１／1969）的短篇《電氣螞蟻》以及Rudy Rucker（1994）的小說《黑客與螞蟻》。

在塑造的螞蟻形象中，最有繁殖力的虛構的螞蟻來自Jerry　Prosser（1992）的繪本小說Cybernetics，據稱這套註解版的插圖兒童讀物，是古怪的控制論專家作為他制造（building）（並且釋放）可控性螞蟻的成果匯報。

Cybernetics 是一部新穎獨特（並且非常有趣）的超小說，用Patricia Waugh（1984）的話說，這種故事“以人工作品的身份出現以便提出關於虛構與現實的關係問題”（P.2）。作為一部超小說，Cybernetics是一個復雜系統，它可以產生多種解釋，同時它還具有當代科學稱之為混沌理論和復雜理論的特性。它以兒童和成人均能接受的方式，探究並闡明了後現代科學與文學之間重要的相似性。Peter Stoicheff（1991）寫道，“超小說和科學混沌理論（我覺得還應加上科學復雜理論）為當代思潮中的大變革所擁抱，這種變革考察的是敘事或調查程序在‘閱讀’或了解世界中所扮演的相似的角色”（P.85）。

因此，超小說可以作為後現代科學教育的另外一種文本來解讀。它在一個綜合的、複雜的超小說中嵌入了現代科學的故事，一個令人喜愛的兒童的故事，一個適合兒童與成人的諷刺，棲居於一個被許多後現代主義科學家和後結構主義文化理論共享的概念化的空間中。

我意識到超小說正是Angus等人的《賽博格教育學宣言》中所缺少的例證：他們的工作是網絡化的，卻缺乏任何特別之處，缺少藝術，矛盾和幽默等激發我們的想象的元素。我們主張發明出能帶給人們真實的實驗的網絡地圖，而不僅僅是對它的映描。可喜的是，這篇宣言的作者們也覺得這篇評論文章富有啟發意義（參見Evans，Cook，＆ Griffiths，2008）。

如果沒有“Cybernetics”，我懷疑我能否創造出“rhizomantic”這個詞，或者有沒有對這個新詞進行解釋的可能性。當我剛一將“rhizomantic”寫成“rhizoANTic”時，我便意識到，它簡單明了的表達出了我的疑惑，即ANT 不能完全被rhizomatics這個詞所容納———它雖然適合，但是它在這里面看起來有些別扭，不自然。於是，為了闡述清楚這個適合的範圍到底是什麽，我比較了哈拉維和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描寫人機復合體時的不同傾向，以及德勒茲和迦塔里作品中的暗示。

七、虛構小說是生成性遊戲的催化劑

要呈現另外兩個我在上面提到的關於生成性遊戲的案例已經超過了這篇論文的範圍。然而，我想強調的是，“小說”———從廣義上說———仍舊是至關重要的。論文《撼動大樹，生成根莖：走向科學教育的遊牧式的地球哲學》（Shanking the tree, making a rhizome：towards　a nomadic geophilosophy　of science education）（Gough，2006）受Peter Gabriel和Youssou N’Dour’s（1989）的歌《撼動大樹》的影響，這是一首慶祝非洲婦女運動的歌，它使我想到，根莖通過破壞知識的樹形概念，而撼動現代西方科學教育的大樹。

給這篇論文帶來生機的其它“小說”包括Salvador Dali的別出新裁的雕塑作品，《向牛頓致敬》和Aｍitav Ghoshs（1997）的《加爾各答染色體：一

部關於發燒，誑語和發現的小說》，這是一部反歷史（並且反科學）的關於瘧疾的科幻驚險小說。很明顯這部作品也給我的同事帶來了啟發（如，Somervill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