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從先秦迄於晚清，中國人兩千多年都在吃老本。不用說，我們的老祖宗也有磕牙的時候，匈奴入侵啦，五胡亂華啦，蒙古滅了南宋，滿人入主中原。但老祖宗很快就用孔仁孟義，將那些兇悍之至的“馬背上的水手”同化了。於是，他們仍然能夠從痛苦和屈辱中，獲得阿Q似的精神滿足。這種情形還多多少少使漢民族的讀書人產生美麗的錯覺：老祖宗的遺產已足夠美好，足夠精粹，可以應變裕如了。於是，他們心乃安然，要麼一頭鑽進塵封的故紙堆，整理破破爛爛，要麼幹脆大打其呼嚕。

殊不知，這個已失去活力的老大帝國——被馬克思視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中的木乃伊”——正置身於火藥桶上，天朝上國的威嚴即將掃地以盡。道光二十年（1840年），並不吉利的英吉利炮彈轟掉了清朝的“門牙”，驚醒的士大夫——諸如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等人——頓時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鴉片是毒源，不可不禁，但斷了日不落帝國的財路，在外交與軍事上，必然會遭致更兇猛的老拳和重炮。當時，關鍵之關鍵是要盡快找到抗禦外侮的辦法，受欺負的次數多了，挨打的一方首先想到的便無疑是，洋人船堅炮利，我也要船堅炮利；洋人有鐵路輪機，我也要有鐵路輪機；洋人有聲光化電，我也要有聲光化電。但要造出殺傷力驚人的堅船利炮，我還得低聲下氣向洋人學習。老朽的大清帝國二百多年緊抱著“天朝中心論”不放，驕妄慣了，心頭這口氣如何能平？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特使馬戛特尼公爵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他在朝堂上拒不叩頭，如此一來，以“四夷賓服”而志驕意滿的天潢貴胄才發現世界之大，也有不肯向“吾皇萬歲萬萬歲”下跪的硬膝頭。英國特使來過之後不足五十年，鴉片即源源而至，炮彈也紛紛而落，清王朝窮於招架，徹底認栽。

中國士大夫的“強國夢”該從何處做起？湘人魏源的標準答案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且把面子觀念擱置一旁，老老實實拜洋人為師，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這顯然是“科技救國”思想的原始版本，在當時已算得上最為激進的主張，只有林則徐、陶澍、龔自珍、湯鵬、賀長齡等少數幾人熱烈響應和支持。林則徐痛感中國“器不良也”和“技不熟也”，他認為要改變清王朝落後挨打的局面，就必須從“器”與“技”這兩面迅速入手。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年）之後，中國政府高層發起的力圖自救自強的洋務運動勃然而興，一大批“中興名臣”（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都陸續加入進來，他們奉為圭臬和指南的，依然是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更加側重於造船制器，視此為強國振邦的首要本錢。曾國藩一向以見解超卓著稱，他的言行如何？“劍戟不利，不可以割斷，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他辦洋務最講究的便是操兵造械之法。李鴻章則直話直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這說明他們師徒二人對清王朝的政教體制依然充滿信心，並沒有病入膏肓的憂慮，似乎根本未壞，治一治標即能收獲全功。因此，曾國藩、李鴻章為赴美學童所定的章程中規定，他們除了學習西藝，還必須由中方教師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以免這些留學生數典忘祖。這就不免使我眼前顯現出滑稽的景象：一位著裝半土半洋的病人（清王朝）左腳穿著高跟鞋（西方的科技），右腳穿著平底鞋（中國的政教），他居然想跑得比賽馬（列強）還快。

再說魏源這個人，他與龔自珍齊名，被當時的人鑒劉逢祿讃為“無雙國士”。他原名遠達，字良圖，後改名為源。《漢書·揚雄傳》稱傳主“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魏源仰慕揚雄的才名，又寡言精思，他取字為默深，確實有自知之明。表面看去，魏源是個書呆子，少年時，他就醉心於讀書，一入書齋，便足不出戶，偶爾出門，竟會引致家狗和鄰犬的群吠。他“寡言笑，鮮嗜欲，雖嚴寒酷暑手不釋卷，至友晤談，不過數刻，即伏案吟哦。舟車中，鉛黃不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