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於感知性在特定意義下是可塑的，因此，像是所謂的造形藝術便可予以感動。這種感動構成了一種特定的感動性（affectivity），且無法被化簡為雅各．馮．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以壁蝨的感覺動力（sensori-motor）迴路所描述的那種循環；對具備神經系統的生物而言—無論多麼原始—這類循環是所有感動性的特徵。…

康德（Kant）提出的「低階官能」（lower faculties）—直覺（亦即，覺知度或感知性）、理解、想像與理性—或許很容易令我們深信不疑，但其實，感知性並非一勞永逸的天賦，就這麼賜給稱之為「人」的此等存在。人既是生命的技術形式，也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心智靈魂（noetic soul）。感知性會發展，如同理解、想像與理性。這種發展，這種精進（elaboration），發生在一代又一代的創作過程中，就像我們從馬奈（Edouard Manet）的例子理解到的一樣—十九世紀下半葉，當他談到來自觀眾的負面評價時，宣稱：

他們的眼睛將被打造………

編註：本文為貝爾納・斯蒂格勒於2019年11月於台北藝術大學舉辦的大師班系列講座的第一講，此中文譯本後刊於《現代美術學報》第39期(2020年5月)。英文原題為”What Can Art Do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本篇講稿首次發表於…

人類無法拒絕技術，生活中，我們都希望技術能幫到我們。但是，我們要考慮時間問題，因為技術是不斷加速的，在我們使用技術的過程當中，技術就在不斷叠代。正是由於現代技術進化的速度，才迫使我不得不將技術問題和時間問題組合起來進行考察。在我之前，已有德里達、福柯等哲學家關注技術問題，但他們都沒有進入數字時代，而數字時代對人類的影響，是之前的技術完全不可比擬的。

我們要知道限度在哪里，要將技術往積極的方面去推進。如果將技術完全交由市場掌控，它不會往特別積極的方向發展。同樣一款軟件，用來做遊戲，可以毀掉孩子；用在課堂上，可以提升教學效果。但轉換使用方法還是表面的，我們要轉變的是技術背後的控制規律。

解放周末：對此，歷史可以提供給我們哪些借鑒？…

把強大的技術置於市場的統治下，是非常危險的

解放周末：作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不久前您參加了美院建院90周年的一系列活動，尤其是在以「自動化社會中的藝術與教育」為題的國際美術學院院長論壇上，發表了重要演講。這個論題為何吸引您？

貝爾納·斯蒂格勒：因為人類知識的被剝奪、思考力的喪失，都與社會越來越高度的自動化有關。…

我對這一傳統進行了批判。技術不能被簡單歸為哲學的外圍範疇，而處於被擱置的地位，認為技術這一「外圍」對哲學的核心毫無貢獻是錯誤的。我認為，人類是未完成的，始終處於進化中，始終在被技術所塑造。人類擁有技術後，制造工具，形成組織，組織之間產生紛爭，爆發戰爭……技術對人類影響如此之大，不能被忽略。

解放周末：您在重新確立技術重要性的過程中，為何又始終對技術抱有十分的警惕？

貝爾納·斯蒂格勒：人類因為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火而擁有了使用技術的能力。人有了技術之後，卻沒有使用技術的智慧，於是宙斯派赫爾墨斯給人類送去書寫之神，教給人類公正、羞恥心等智慧和德行。…

馬克思也認為，隨著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實踐能力的不斷提高，自然史和人類史不再是相互獨立的歷史，而統一為世界史； 認為人類是自己的工具的產物。隨著工業革命進程的推進，機器和技術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解放周末：關於技術，您試圖在書中喚起怎樣的討論？這樣的討論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貝爾納·斯蒂格勒：我試圖對技術在人類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重新討論，從而建立起技術和人性之間新的關係。…

人物小傳: 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中國美術學院客座教授。2006年，他在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創立了研究與創新學院，出任院長。

如果把世界想象成一列火車，我們全體人類正坐在這列火車上，向著未知，呼嘯前行。是為速度歡呼，還是追問我們正駛向何方？本版今日起推出的「前沿觀察」系列訪談，便始於這樣的疑惑與追問。

技術是造就變化的時代力量。來自法國的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正是作為現代技術哲學研究的開創者而被世人所熟知。…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討論構思能力（ideation）時，強調了人的用其“純語法”去即興編目的首要性。作出自己的元編目（meta-categorization）的能力，正是端正個人意向，對付大數據對我們的捕捉的關鍵。而這正是我們今天在大學里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動用的所有元語言幾乎都是top down（自上而下）的（如阿甘本説，手機這樣詭異的東西，搞不清裏面的這麼多讓我們上當的陰謀裝置機關，我們卻也敢拿來就用。詐騙電話就是對我們這一點的懲罰）。可以説，大學本身也已成了各種app的奴隸，苦不堪言。如何救大學？須知，教師構成的記憶網已不足以傳輸知識，跨學科團隊也不足以讓我們想象新突破和新遊戲。需要進入這樣一個過程：必須走bottom up（從下到上）式，peer to peer（平等互聯）式地重新去居有元語言，由大學領頭，去開創出一個元語言的新時代。否則，大學就會像今天這樣成爲被各種app支使的傻逼，那樣的話，你再是研究莊子和鬍塞爾，也都沒用了。…

在此同時，今天的大學人本身正在被快速無産階級化。但這一情形仍是藥式的。大學雖擔當着一種主權式的責任，一種很例外的責任，但它自身也正遭受生存威脅。大學如果像德里達説的那樣必須抵抗，斯蒂格勒反駁説，那就首先必須抵抗我們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愚蠢：

愚蠢是一種淤積、痂和疤[…]。在欲望堵塞的地方，就會有一塊不大可見的淤積，一小塊硬疤，表面是感覺不到的。正是由這樣的淤積才構成了殘疾。愚蠢，是一種低下的思考方式（une manière basse de penser）。…

當前的大學教育和大學知識的問題，不是教學法的問題。大學系科目前須做的，是治療式工作，但目前，其首要的任務卻是：與大學內的數碼短記憶裝置作鬥爭。今天的高等教育政策普遍地，在要求大學動員和組織其研究機體，去作出無限制的創新加速，哪怕以毀滅我們的未來爲代價。我們必須先中止大學的這一走向毀滅的創新衝動。資本主義式創新正在毀滅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