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Kant）提出的「低階官能」（lower faculties）—直覺（亦即，覺知度或感知性）、理解、想像與理性—或許很容易令我們深信不疑，但其實，感知性並非一勞永逸的天賦，就這麼賜給稱之為「人」的此等存在。人既是生命的技術形式，也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心智靈魂（noetic soul）。感知性會發展，如同理解、想像與理性。這種發展，這種精進（elaboration），發生在一代又一代的創作過程中，就像我們從馬奈（Edouard Manet）的例子理解到的一樣—十九世紀下半葉，當他談到來自觀眾的負面評價時，宣稱：

他們的眼睛將被打造……

馬克思（Karl Marx）於早期著作中—和馬奈一樣（但早了二十年）—認為感知性是一種社會建構。這點雖然眾所周知，但它在今日究竟意味著什麼？對藝術家與藝術學校又代表了什麼樣的職責，尤其是在中國？

馬奈的主張，加上年輕馬克思的看法，讓我們理解到，藝術是一種不可思議、難以預料、迭迭更新且前所未有（獨到、無從比擬）的調整，發生在一或多個體內化器官（特別是視覺、聽覺和触覺）與一或多個體外化（exosomatic）器官之間；這些調整的歷史進程則屬於一般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的範疇。

由此來看，感知性是一種社會建構—透過成立社會關係的社會組織對體內化器官與體外化器官所做的調整—如果這樣的說法為真，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機械複制性的說法，以及，阿多諾（Adorno）與霍克海默（Horkheimer）對好萊塢的說法也為真—他們毫不猶豫地指出即將到來的野蠻狀態（barbarism），預示著電視的問世；根據兩人的著作《啟蒙辯證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電視並不會創造（fait）感知性，而是將之打敗並取消（défait），這點呼應了班雅明稱為反社會雕塑的可能麻醉（anaesthesia）—如果這一切的說法俱皆為真，那麼，今日的感知性究竟會生成什麼？藝術在這場生成的過程中，又能夠且必須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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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形上學裡，能夠做與必須做，帶出了兩個問題，其中涉及到因果關係：它們是「動力」（efficiency）與「目的」（finality）[譯註2]之問題，也可以說，是自由及其束縛之問題，象徵著「質料」（matter）與「形式」（form），同時還可以說，它們是「質料因」與「形式因」之問題。本次講座試圖探討這些問題，思考究竟是什麼構成我們這個時代—人類世—的特殊性；人類世，即海德格稱為座架（Gestell）的具體化。這就是何以我們會自問：藝術如何開啟視野、構成觀點，來看待（也是）海德格所謂的本成（Ereignis）。

這些論點，要等我在4月9日到杭州演講時，才有辦法完整的發展。事實上，這兩場演講—現在的北京場與之後的杭州場—加上我另外在此為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及研究員所舉辦的一場研討會，合起來算是一個總體，每一場（講座或研討會）都將開啟一個特定的角度；與此同時，許煜（Yuk Hui）則以講座探討「控制論」（cybernetics）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的利弊風險，其中涉及到他所謂的「宇宙技術觀」（cosmotechnics）。

正如許煜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提到的，今日的局勢需要一種宇宙技術觀，而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與制造的—宇宙技術觀，正是控制論的紀元，亦即以海德格的四維體（Geviert）來考量之座架與本成的問題。四維體是座架的基數，也是由座架產生之本成的基數，透過培育一個新紀元的時間，本成就在其中被生產並雕塑。

這樣的雕塑與文化，關係到一種以造型藝術（plastic arts）作為表現的塑性（plasticity），正如所有的作品、所有被制造或編造的東西一樣，藝術也好，工藝、交易或技能（métiers ）也好。

（1月 19, 2021，張至維譯，原載：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