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這個小調查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敘事的概念化已經逐漸與新興藝術方向和新的媒體技術連接在一起，並且這種轉變很可能會自覺地隨著新的實踐的出現而繼續。諷刺性的對比是，歷史學家們對歷史編纂性的敘事的觀點正在變得更加非歷史，好像“敘事”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是不變的同一的(我們發現值得註意的例外又一次出現在海登·懷特最近的研究中)。[31]撇開相互之間的差異不談，敘事理論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一樣，繼續堅持著源自印刷文化的那種一般假設，即敘事研究既定的分析對象就是單一作者書寫的獨立文化作品(文章、電影，抑或一個遊戲)。然而筆者在這里要論證的是，新的媒體生態學需要一個不同的思路並且提供了替代的模式。…

三、媒體工具

 …

摘要：在過去的50年中，出現了眾多關於敘事在歷史知識中的價值的討論。而在其中，“敘事”則表現為一個給定的、並且僅與認識論相關的概念。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敘事”的概念隨文化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並且在獨立專著這一特定的與講故事相關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關於“歷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作為個體寫作的一本書”這樣的信念內在於20世紀中絕大多數關於“敘事”的討論，這意味著語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獨立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在新的傳媒生態中，獨立專著的“自然性”不應繼續被當作是既定的。數字化和因特網為制造和傳播歷史知識提供了新技術，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歷史學家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在其實用意義之外，數字媒體在“其社會產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種媒介所產生”這一方面，為考察歷史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模型，並且改變了我們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實踐的理解。 …

————兼說莫言獲諾獎的七大原因

溫按：最近我接連寫了3篇關於莫言的評論（其中一篇是和葉誠生合作的），但願不會被看作“湊熱鬧”。其實我是力求對莫言創作的得失都有所領悟分析，不是一味捧場，也不是刻意貶損。這一篇最近刊載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其開頭部分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做了七個方面的分析。（此處刪節，內容可見本人新浪博客。…

四

觀察一個時代的小說，不僅要看作家如何處置語言和形式，也要看他如何處置欲望、經驗、身體、靈魂等事物，而後者正是敘事倫理有別於敘事美學的地方。

敘事倫理關註個體生命的展開，關註一種敘事如何與讀者共享一個生命世界，並由此激起一種倫理感覺，甚至激起一種渴望修改自己生命痕跡的沖動。個體的嘆息，生活的碎片，道德的激情，可有可無的夢想，這些在堅硬的現實世界里或許是多余、無用的材料和感受，卻構成了文學寫作的基本經緯。只是，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個體一直在爭取自由和夢想的實現，但在前行的過程中，蔑視個體、壓抑生命的力量也非常強大，除了審美邏輯，政治邏輯、革命邏輯甚至軍事邏輯，在一些時段都想取得文學的支配權、領導權 ——…

讓我們再看一段話：

師傅說淩遲美麗妓女那天，北京城萬人空巷，菜市口刑場那兒，被踩死、擠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個……⑦

這是莫言《檀香刑》里的話。“師傅說……”的語式，表明作者是在講故事，而且是復述，也可以說是復敘事。這個敘事開始是客觀的，講述淩遲時的景況，但作者的筆很快就轉向了對淩遲這場大戲的道德反應：“在演出的過程中，罪犯過分的喊叫自然不好，但一聲不吭也不好。 最好是適度地、節奏分明的哀號，既能刺激看客的虛偽的同情心，又能滿足看客邪惡的審美心。”⑧——這樣的轉向，可以說就是敘事倫理的轉向。從事實的轉述，到倫理的覺悟，敘事經歷了一場精神事變，“師傅說”也成了“作者說”：…

一

論到現代小說，必然關涉到敘事的倫理問題。

敘事不僅是一種講故事的方法，也是一個人的在世方式；敘事不僅是一種美學，也是一種倫理學。為什麽敘事會是一種倫理？因為敘事所關注的，是人類道德中的特殊狀況或意外事故，是個人命運的沈浮，以及在這種沈浮中人的哭泣、嘆息、呻吟、叫喊。它守護的不過是殘缺的人生，甚至是人性的深淵景象。它提供一個人在世和如何在世的存在坐標。…

西門鬧在與洪泰岳的交鋒中和爭論中，說出了事情的本質。西門鬧知道自己時運不濟，他雖然對洪泰岳一百個看不起，但他不得不承認， 天意不可違。他也知道與洪泰岳沒有具體的冤仇，只是時代使然。他說：

如果你們不來鬥爭我，也會有別人來鬥爭我，這是時代，是有錢人的厄運勢。

洪泰岳心里也很清楚，他說：

我作為個人，非常敬佩你……但作為革命階級的一分子，我又必須與你不共戴天，必須消滅你，這不是個人的仇恨，這是階級的仇恨。…

但是，閻王老子又一次耍弄了我。

這是民間最日常的想象。百姓在無邊的苦海中總是會有片刻的閑暇做做這種白日夢，但是夢醒之後仍然是嚴酷的現實。西門鬧希望下次轉世投胎能有一個美好人生，父親有權勢，母親美麗漂亮，榮華富貴，應有盡有，時代的物欲全部實現。沒想到這次變成了一頭豬。他的理想又一次淪陷了。一下子從天上摔到地下。

民間理想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原欲，即性的欲望表現。我們看到，民歌幾乎都是情歌，承載著民間的烏托邦情結。小說對此有大量的描寫。其中寫得最動人的是西門驢與母驢韓花花。西門驢喜歡母驢花花，它能聞到花花留在空氣里的情感信息，追蹤著花花的足跡。在小河邊，它聞到了花花的氣味，西門驢被激動起來，小說寫道：…

莫言在《學習蒲松齡》一文中戲稱他的祖輩就受到蒲松齡的影響，這種愛編故事的基因也傳給了他。的確，中國的小說家少有不受蒲松齡影響的，而莫言受其影響更大。加上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他的小說大都帶有東方神秘主義的魔幻色彩。對於《生死疲勞》，有人認為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但是莫言認為，“拉美有拉美的魔幻資源，我們東方有東方的魔幻資源。我使用的是東方自己的魔幻資源。”至於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莫言承認，“魔幻現實主義最直接的效應是解放了我們的思想，把我們過去認為不可以寫到小說里的一些東西也寫到小說里去了，過去認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①也就是說，…

但是這里我並不想通過在時間線索的梳理中，將這個過程“線性化”——這也是一個很容易陷入的價值判斷的窠臼。本章文字的目的，是要通過一個內部要素的分析探源，來看出當代文學敘事及其美學變演的一些奧秘。 在這個前提下，值得強調的大概還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問題：…

構成生動的戲劇性對照的還有王琦瑤與林道靜這兩個人物。她們之間有著如此多的相似與不同，王琦瑤重復了無數中國古代女性的命運：美麗的容顏，曾經的花期，不可理喻的陰差陽錯，始料不及的蹉跎磨難，讓人扼腕的悲劇，令人長嘆的結局。世有白居易長歌當哭的《長恨歌》，曹雪芹哀情浩蕩的《紅樓夢》，俱是緣於四個字：“紅顏薄命”。王安憶之作《長恨歌》，顯然也是仿照了白居易的詩意。我想這是一個標志，一個古老的中國傳統的敘事邏輯的歸復，這一方面是由它在題材內容上與中國傳統敘事之間酷似的關系決定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一種文化情境及其邏輯的循環——精神的淪落和世紀的終了，尤其是作家精神認同的徹底改變， 使她產生了強烈的歷史閉合感，一維的進化論時間理念在這樣的情境中當然會變得幼稚短淺。…

《青春之歌》也是這樣，它非常直接地描寫了“英雄美人”擊敗“才子佳人”的全過程——盧嘉川與林道靜之間“婚外戀”，以“革命”的合法名義，擊敗了余永澤與林道靜之間最初的才子佳人式的合法婚姻。[21]本來，林道靜和余永澤因為患難之交已經“私定終身”，最初在北戴河相遇時，前者正處於訪親不遇、流離失所、並且面臨壞人暗算的危險，險些投海自盡，這時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的青年余永澤救助了她，並且在這特殊的環境下，愛上了這個美麗而身世不明的、勇敢而又浪漫多情的女孩。兩人定情的過程是非常俗的：先是余永澤用朗誦海涅的愛情詩俘獲了少女的芳心，然後在車站分別時又描寫了彼此之間的印象，余對林的評價似乎是矛盾的，…

本文內容試圖從根部來探討一下當代文學五十多年來所發生的美學變化。關於這種變化，學界業已有人從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敘事結構、藝術形式等等方面作了很多研究，但從哲學美學、敘事詩學和歷史詩學的角度做出的深層解釋，還十分少見。回顧這個五十多年的歷史，文學的形態、藝術的面貌，其主題、美感、價值立場等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豈止霄壤之別。當代文學已從一個集體敘述青春、勝利、成長和幸福和時代，步入了一個“以個人為單位”的講述個體生命體驗、存在的個體處境、對歷史的悲劇性和荒謬性體驗的時代。簡單地說，文學的主調業已從熱烈和昂揚的青春“壯劇”，變成了深邃而黯淡的命運悲劇和荒謬滑稽的生存喜劇。 是什麽東西在決定著這樣的變化？是一只什麽樣的手在冥冥中操縱著當代文學美學屬性的延遷？

歸根結底，是作品敘事中時間修辭方式的變化導致了這種巨變。…

（二）空間的轉換

伴隨著時間的流逝，主人公的追尋過程還有空間、方位上的轉換。 民間故事中可能表現為主人公需要到三個地方分別找到某一寶物才能最後成功，或者直到第三個地方才發現目標。《蒹葭》一詩同樣帶有空間、方位上的變化。…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