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中國”的基礎上，徐以驊又闡發了“信仰周邊”的內涵，倡導“信仰中國”與“信仰周邊”要良性互動，對接宗教與中國對外關系目標。［28］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實施，如何發揮宗教信仰在東南亞地區的公共外交功能，成了學界關註的熱點。如張鵬認為，血緣宗親、宗教信徒是國家公共外交戰略體系中頗具特色的跨國社會資本，建議將其視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特殊資源，來夯實中國—東盟公共外交的社會民意基礎。［29］馬麗蓉也認為宗教因素是我國與絲路國家及周邊國家發展雙邊關系的有利力量，應將宗教資源轉化為外交資源，優化“一帶一路”軟環境。［30］

三、華僑華人宗教信仰與社會

這一範疇側重於宗教信仰如何滿足華僑華人在東南亞生存、發展的現實需要，該範疇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功能主義色彩。主要包括宗教信仰與文化適應、宗教信仰與華人社團、宗教信仰與跨國社會互動三個方面。

（一）宗教信仰與文化適應

“文化調適”是漢學人類學東南亞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也常被中國學者用以研究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20 世紀 80 年代，李亦園曾指出，在文化調適理論框架下研究華人移民社會，要註意不同的移殖類型所要面臨的不同的適應環境。一類是本土移殖，包括臺灣和海南島；另一類是非本土移殖或海外移殖，包括弱勢客地文化的東南亞等地和優勢客地文化的歐美等地。［31］為深入研究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的文化適應，李亦園認為，“研究海外華人必先了解他們在國內（特別是華南）原居地的社會文化狀況，才能對他們的背景資料有所掌握。”［32］李亦園為華僑華人宗教信仰研究提供了一個帶有比較視野的分析框架，後來的研究基本上印證了李亦園的理論假設。某種程度上說，華僑華人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夠在東南亞等地產生深遠影響，華僑華人能夠在適應當地環境的同時保留更多的中華性，得益於東南亞的弱勢客地文化屬性。

對宗教信仰文化適應過程和結果的觀察，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和族群關系中，才能形成全面而正確的認識。鄭誌明對泰國華人社會與宗教關系的研究，就是從分析華人社會結構入手的。他發現泰國的華人社會主要是以“五緣”作為群體連系的基礎，以宗教作為文化凝聚力，建立起互補互助的共利結構。［33］朱峰探討了移民海外的基督教華人群體如何采用文化適應策略來解決種族之間、族群之間的沖突與差異，以建立新的身份認同、宗教社區與族群傳統。［34］段穎以泰國北部的原國民黨軍隊、眷屬及其後裔為例，論述了他們如何借助宗教信仰完成從“孤軍”、難民到華人族群的認同建構與歷史轉變。［35］



［28］徐以驊：《從“信仰中國”到信仰周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宗教互動》，《宗教與美國社會》2017 年第 1 期。
［29］張鵬：《東南亞華人基督宗教：圈層擴展、社團構建及功能定位》，《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5 期。
［30］馬麗蓉：《中國周邊國家宗教發展新態勢與經略周邊之策》，《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 5 期。
［31］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委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序言），“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年。
［32］李亦園：《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成立並舉辦“海外華人研究研討會”祝賀詞》，郝時遠主編：
《海外華人研究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5 頁。
［33］鄭誌明：《泰國華人社會與宗教》，《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
［34］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的個案研究》，中華書局，2009 年。
［35］段穎：《泰國北部的雲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適應與歷史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