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看一段話：

師傅說淩遲美麗妓女那天，北京城萬人空巷，菜市口刑場那兒，被踩死、擠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個……⑦

這是莫言《檀香刑》里的話。“師傅說……”的語式，表明作者是在講故事，而且是復述，也可以說是復敘事。這個敘事開始是客觀的，講述淩遲時的景況，但作者的筆很快就轉向了對淩遲這場大戲的道德反應：“在演出的過程中，罪犯過分的喊叫自然不好，但一聲不吭也不好。 最好是適度地、節奏分明的哀號，既能刺激看客的虛偽的同情心，又能滿足看客邪惡的審美心。”⑧——這樣的轉向，可以說就是敘事倫理的轉向。從事實的轉述，到倫理的覺悟，敘事經歷了一場精神事變，“師傅說”也成了“作者說”：

面對著被刀臠割著的美人身體，前來觀刑的無論是正人君子還是節婦淑女，都被邪惡的趣味激動著。⑨

“都被邪惡的趣味激動著”，這就是敘事所賦予小說人物的倫理感覺。康德說“美是道德的象征”，但他也許沒有想到，邪惡有時也會洋溢著一種美，正如希特勒可以是一個藝術愛好者，而川端康成寫玩弄少女的小說里也有一種淒美一樣。在這些作品中，敘事改變了我們對一件事情的看法，那些殘酷的寫實，比如淩遲、檀香刑，得以在小說中和“貓腔”一起完成詩學轉換，就在於莫言的講述激起了我們的倫理反應，我們由此感覺，在我們的世界里，生命依然是一個破敗的存在，而這種挫傷感，會喚醒我們對一種可能生活的想象，對一種人性光輝的向往。生活不應該是這樣的！生活可能是怎樣的？——我們會在敘事中不斷地和作者一起嘆息。於是，他人的故事成了“我”的故事——如錢穆談讀詩的經驗時所說的：“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難，可是有比我更困難的。我哭，詩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詩中已先代我笑了。”⑩

敘事能夠把我們已經經歷、即將經歷與可能經歷的生活變成一個倫理事件。在這個事件中，生命的感覺得以舒展，生存的疑難得以追問，個人的命運得以被審視。我們分享這種敘事，看起來是在為敘事中的“這一個”個人而感動，其實是通過語言分享了一種倫理力量。那一刻，閱讀者的命運被敘事所決定，也被一種倫理所關懷。所以，真正的敘事，必然出示它對生命、生存的態度；而生命問題、生存問題，其實也是倫理問題。

三

敘事倫理的根本，關涉一個作家的世界觀。作家有怎樣的世界觀，他的作品就會有怎樣的敘事追求和精神視野——這點，至少在以下兩方面可以得到證實。

首先，敘事倫理也是一種生存倫理，它關註個人深淵般的命運，傾聽靈魂破碎的聲音，它以個人的生活際遇，關懷人類的基本處境。這一敘事倫理的指向，完全建基於作家對生命、人性的感悟，它拒絕以現實、人倫的尺度來制定精神規則，也不願停留在俗常的道德、是非之中，它用靈魂說話，用生命發言。因此，以生命、靈魂為主體的敘事倫理，重在呈現人類生活的豐富可能性，重在書寫人性世界里的復雜感受；它反對單一的道德結論，也不願在善惡面前作簡單的判斷——它是在以生命的寬廣和仁慈來打量一切人與事。

其次、中國文學中也有“通而為一”的精神境界，不過多數時候被過重的現世關懷遮蔽了而已。我不否認，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多關心社會、現實、民族、人倫，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多為《桃花扇》這一路的傳統，較少面對宇宙的、人生的終極追問，也較少有自我省悟的懺悔精神，所以，《紅樓夢》的出現，就深化了中國文學的另一個精神傳統，即關註更高遠的人世、更永恒的感情的傳統。《紅樓夢》中，沒有犯錯的人，但每個人都犯了錯；沒有悲劇的制造者，但每個人都參與制造了悲劇；沒有哪一個人需要被饒恕，但每一個人其實都需要被饒恕。這就是《紅樓夢》的精神哲學。

這條獨特的精神線索，其實在二十世紀來的很多作家身上，都有傳承和繼續，只是，它們可能不完整，更多的是一些隱藏在作品中的碎片而已。如果能把這些碎片聚攏起來，我們當可發現中國小說的另一個傳統：很多作品，它們不僅關懷現實、面對社會，更是直接以作家的良知面對一個心靈世界，進而實現超越現實、人倫、民族之上的精神關懷。因為文學不僅要寫人世，它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的心靈，有渴望實現的希望和夢想。正如馬克思強調“現實的人”作為自己的哲學基礎，同時也曾經自問，為什麽希臘的美在今天看來還是美的？他的回答是，因為這種美表述著一個世界的天真的童年——“世界的天真的童年”，其實就是超越現世倫理，走向赤子情懷的。而偉大的文學，往往也都想找回失去的童年。

好的作家，一定是一個有赤子情懷的靈魂敘事者。魯迅筆下的自己，具有“偉大的審問者”和“偉大的犯人”這樣的雙重身份，所以，魯迅批判“吃人”文化，同時承認自己也是這“吃人”文化的“幫手”，是共謀。正因為有這種自審的敘事倫理，他才寫出了“靈魂的深”。沈從文的作品，饒恕那些扭曲的靈魂，他的筆下，有著無所不包的同情心，即便是風塵女子，有時也有可愛的一面，他從不嚴厲地批評，而堅持以善良的心解讀世界。沈從文所看到的世界是美的，溫潤的，純樸的，仁慈的，他的敘事倫理里，有一種人性的暖色。張愛玲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是家常的”，她寫了許多跌倒在塵埃里的人物，但她也寫了弱者的愛與掙扎——因為強者的悲哀里是沒有喜悅的，但張愛玲的文字里，蒼涼中自有一種倔強和喜氣。她的敘事倫理，常常張揚一種“無差別的善意”，並將生之悲哀和生之喜悅結合為一。余華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活著》，試圖向人們展示高尚。這里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東西的一些小說也通過一種“善意”和“幽默”，寫出了生命自身的厚度和韌性：他寫了悲傷，但不絕望；寫了善惡，但沒有把它們簡單化；寫了歡樂，但歡樂中常常有辛酸的淚。賈平凹的作品也值得研究。他在《秦腔》的“後記”中說：“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讚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11他說自己“不知道”，就意味著他承認世道人心是復雜的，一個作家不能用自己單一的想法，來代替人物本身的豐富感受。鐵凝的敘事倫理，則主要是從善的角度切入當代生活。這個善，指向的不是道德審判，而是指向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責任。正如她自己所說，文學始終承載理解世界和人類的責任，它要有對人類精神的深層關懷。

——許多的小說，在世俗視角中都隱含著超越視角，在善惡倫理里貫徹著一種慈悲，在苦難敘事中透著人性的亮色，這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條非常珍貴的精神譜系。我希望通過對這一精神譜系的強調，讓更多的研究者、寫作者，意識到這一敘事倫理的重要意義，從而提升和擴大自己的靈魂視野。